李大钊的一生虽然只有短促的38 年，但他短暂的生命却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了长久的影响。他的英风伟烈正如北京万安公墓纪念碑上镌刻碑文所阐述的那样：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 他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古往今来，所有卓越的领袖人物既是时代造就，又有其个人独特的内因。 在动荡而名人辈出的20 世纪上半叶， 李大钊何以能够成为光照千秋的政治领袖和文化巨星呢？

时人美誉

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 永远是一个谦和、坚定、智慧的忠厚长者。 陈独秀说：他生平的言行如日月之经天， 江河之行地……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比当时的人深刻的多。 鲁迅这样描述李大钊： 诚实、谦和， 不多说话。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 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 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 张申府和章士钊都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极具个性的人， 但都对李大钊 “待友处家”的“温厚”、“纯洁”、“诚挚”“感人”颇有感怀。 而章士钊对李大钊 “刚毅木讷”和“才不如识，识不如德”的评价则更见知人之深。 正是因为李大钊有着这样德与才， 又有“行动的积极”，“情绪的热烈”，才使他成为“有转变局面的力量” 的“非常的人物”。

李大钊慷慨赴死之后，他生前友好写下过许多追思和悼念的文字， 这些文字或许可以使我们明白一二。

张申府在 《忆守常》 一文中说： 他应说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 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家，都是无可訾议的。 他的思想的前进，他的行动的积极，他的为人的纯洁，他的对人的温厚，他的道德的高尚，他的革命情绪的热烈， 所有这些兼而有之，真可说是一时无两。 …… 据我所知，就是国民党的同志，对于守常同志也都是很敬重的。 我也曾想过， 假使守常同志不死的话， 以后中国革命的进程上也许会能少些挫折。 固然社会历史上的大事变常有无可如何的背景原因，可是一个非常的人物，又常会有转变局面的力量。 守常同志就是可以有这种力量者。

章士钊在《李大钊先生传》序言中对李大钊有这样的评价： 吾二人交谊， 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以迄守常见危致命于北京，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 两人政见， 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而从不以公害私，始终情同昆季，递晚尤笃。 盖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 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何也？ 守常北方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

曾经因为“问题与主义”之争而与李大钊针锋相对的胡适， 尽管对李大钊所秉持的信仰极不赞同，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私下一直是情谊深笃的好友。1930 年，胡适在出版《胡适文存》第 3 集的扉页上写下这样的题词——纪念： 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能够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上，将李大钊名列第一位予以纪念，可见胡适对和李大钊友谊的格外珍视。

对同胞兄长鲁迅“以德报怨”、后来沦为汉奸文人的周作人， 在生前和死后为世人诟病甚多。 但周作人与李大钊却相处甚得，无话不谈。在李大钊牺牲后最艰难的日子里，周作人冒着风险照顾烈士遗孤，收留李葆华、李星华兄妹在自己家里躲避，力促李大钊的文集出版，在有人对李大钊诬陷非议之时勇敢地站出来捍卫烈士的英名。

李大钊殁后，棺椁衣衾，皆朋友之助，灵柩寄厝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达 6 年之久，家人亦无力营葬。1933 年 3 月，北大同人为李大钊发起公葬，已经离开北大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纷纷捐款。《新青年》编辑部同人、北大教授刘半农在给李大钊起草的碑文中写道：“ 君温良长厚， 处己以约， 接物以诚， 为学不疲， 诲人不倦， 是以从游日众， 名满城中。 ”鲁迅先生说：“他的遗文却将永住， 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正在南京老虎桥狱中的陈独秀感慨地说：“守常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的生平言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英风伟烈应与天地长存。 ”时有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生。

日月流转，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的中国，但李大钊不死的精神和不朽的雄文却穿透时空，留泽至今。

靠品德和才学

一步步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从 28 岁到北大到 38 岁殉身主义，李大钊人生的最后 10 年是在北大度过的。这 10 年也正是其生命中最辉煌的 10 年。 1918 年 2月，28 岁的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直到 1922 年 12 月他才正式辞去该职，这五年对李大钊一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这段时期， 既是李大钊精力最旺盛， 思想、性格日趋成熟的时期，更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李大钊满腔的报国之志，满腹的思想才华，刚毅谦和的人格魅力，都在北京大学这个风云际会的舞台中心得以充分的展示。 他的思想裂变， 他的政治能量，也正是在这红楼里发生和积攒起来的。 这段经历，对一个刚及而立之年的思想者来说太重要了！

李大钊没有欧美名校博士的“金字招牌”，也没有硬邦邦的“教授”头衔， 甚至显得“ 木讷” 和“ 土气”,从他每月的薪水比教授低一大截的待遇看，图书馆主任在北大并不是十分令人羡慕的职位。 但是，李大钊以他非凡的才学和忠厚诚恳的品德很快赢得了北大上下一致的尊重。

李大钊首先以新的理念把传统意义上的藏书楼变成了传播新思潮、探讨新学术的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除大量购置图书，发动各界赠书，还把自己珍藏书刊贡献出来，不断扩大图书馆藏书，为全校师生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使这里成为北京大学最活跃的思想中心和青年学子们流连忘返的地方。

李大钊热心参加学校的公益性工作，他是“进德会”第一批报名入会的甲种会员，学余俱乐部庶务干事，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北京大学新知书社、 学生自治委员会、北京八所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的主要成员。

出身农家，少年悲苦的李大钊生来就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虽然薪水不是太高，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是绰绰有余的。但他对生活从无奢求，异常简朴，经常为家庭困难的学生垫付学费，为他热心支持的社团慷慨解囊，以至于蔡校长不得不给学校账房打招呼，每月发薪水时，务必扣下守常家里的生活必需的支出，以免他夫人赵纫兰断粮断炊。

就是在红楼一楼东头图书馆的办公室里，李大钊一步步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从校图书馆主任到教授；从一开始不被人们看重的青年教师到北京大学评议会（校政最高商决机构）成员；从热衷于在刊物上写文章的政论家到有职有权的校长室秘书（那时没那么多的副校长，故秘书权力甚大），李大钊扎扎实实地登上了知识阶级领袖的台阶。

1920 年 7 月， 李大钊正式接到担任政治学系教授聘书，讲授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等课程。由于备课认真、内容新颖，李大钊的课很受欢迎。 罗章龙这样回忆说：我选听了守常先生的《唯物史观》课程。过去的历史课， 都不外是按旧史观，照本宣科，不出春秋义法和二十四史范围。而李先生讲授这门课程，在当年是件新鲜事物，这门课无现成教本可循，要自己编写讲义。他的讲义从科学的唯物史观出发，立意创新，内容精当，而且篇幅很多。他在课前亲自散发讲义，每次都有十张八张，的确开全校风气之先， 足见他是经过了长期准备的。李先生讲课有系统，兼有条理，而且联系中外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加以印证，具有高度说服力，所以同学们听课十分踊跃， 座无虚席，迟到的就站着听讲，这些对我印象至深。

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史学系、经济系，并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朝阳大学、 中国大学等校开设了“社会主义史”、“社会立法”、“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 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作“现代普选运动”、“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印度问题”、“人种问题”、“社会学”、“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等讲座或讲演；还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武汉高等师范等地作过有关历史观、历史哲学等题目的演讲，堪称学界名流。

他是中国第一个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的史学论文多数是关于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方面的， 如 《“ 五一”May Day 运动史》、《工人国际运动略史》、《马克思与第一国际》及有关俄国革命的历史等。有关中国史方面的，以近代史特别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内容为多，比如《胶济铁路略史》 就是为配合1922 年初国内掀起的捐款赎回胶济铁路运动而写的，非常注重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价值。

李大钊系统论述历史学的著作《史学要论》，是中国学者较早论述历史学理论的著作，被认为代表了当时史学界所能达到的水平，为中国历史学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中共建党历史中 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当陈独秀在上海紧锣密鼓地筹备发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时候， 李大钊也在北京大学红楼之中与他遥遥相望，用共产主义之火映红了北方的夜空。

李大钊绝不是一个安于书斋之中不问世事的学者。 在十六七岁时， 他痛感日俄战争以中国领土为争夺对象和战场，国势危急，生民涂炭，发愤献身救国事业，决定改名耆年为大钊， 改字寿昌为守常， 激励自己终身为民族解放奋斗不懈。 李大钊曾亲笔书写过一幅“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的对联送给友人，这幅对联，也可以视为李大钊“道德文章之楷模” 的生动概括和真实写照。

据统计，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所发表的文章和演说在 130 篇以上，平均 6 天就发表一篇。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李大钊笔耕不辍、呕心沥血。

1920 年 12 月，当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各项工作已经走向正规 的时候， 李大钊又在北京大学领衔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在 《北京大学月刊》上发了通告，以引起社会关注。通告指出研究会的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地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1921 年 1 月 27 日， 李大钊还在《新支那》上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指出现在的中国能否即刻实行社会主义， 这件事目前已经成为议论的中心问题，要使人们了解为什么在现存制度下不能发展实业， 并进一步使人们了解发展社会主义实业的方法，研究采取怎样的手段才好，也是比较困难的问题，为此本校有志诸君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 1921 年 3 月， 李大钊又发表了《自由与秩序》、《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等 5 篇论文或演说， 并在北大及其他大专院校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

《社会主义史》等课程，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集中回答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大讨论的中心问题。 他指出：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 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方法， 是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要革命就要有革命政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是自由与秩序的统一； 为共产主义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建立中国共产党， 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工人运动， 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有着启发性的现实意义。

在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八天后，李大钊还加入了成立于 1920 年 12 月 10 日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该同盟由日本著名的早期社会主义者界利彦、山川均、大衫荣及激进的劳工团体、学生团体的代表联合发起， 有成员 1168 人，是社会主义团体与个人的联合组织，也是日本社会主义史上从思想运动到政党运动的过渡形态。

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 既说明了他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密切关系， 也说明李大钊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所保持的国际视野和不断探究的深层思考。 这体现了李大钊作为学者和理论家对理论研究的敏感，也体现出李大钊作为一个革命家的胸襟和作为一个领袖人物的政治智慧。这一点，从他与北方政界高层的密切联系、在国共合作上表现出来的超前意识， 乃至于对中国共产党与苏共和共产国际关系的深层思考都能够看出李大钊的与众不同和远见卓识。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胸襟， 李大钊始终努力把中国的革命者在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下联合起来， 参与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北京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5 个团体的改造联合是出于这个目的， 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努力确立社会主义的宗旨、推动曙光社向社会主义转变同样也出于这个目的。 但是，李大钊所坚持的大联合与建立一个组织有力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并不矛盾。事实上，在当时中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中， 李大钊是第一个提出这种建党思想的。

1921 年 3 月， 他在《曙光》杂志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 的文章， 对俄罗斯共产党“以六十万人之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 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 真正可骇” 的力量表示敬佩，提出中国的“C 派朋友”（ 即共产主义者） 尽快组织成 “精密强固”的团体的希望：

我们的社会腐败到这个样子， 终天口说改革， 实际上的改革，半点没有。 这总因为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 不能表现民众的势力，而从事革新的运动。

然而没有团体， 也没有地方可以得到团体的训练。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 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即是社会主义团体， 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 Communism 的也不少了， 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

各国的 C 派朋友， 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 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 中国 C 派的朋友， 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 C 派的朋友相呼应呢？

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 众） 势力的团体，C 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 织， 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 者有所附托！

这篇文章， 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发出的建立一个组织有力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声， 对推动中国共产党全国组织的成立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后，李大钊利用自己巨大的声望， 广泛联络北方各地区的共产主义 者，推动并帮助天津、山西、河北、山东、内蒙古、陕西等省份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一直担负北方革命重任， 领导了北方的工人运动，为促成国共合作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出独特而巨大的贡献。 他一人身负国共两党在北方之重任，在危急关头，从不退避，总是挺身而出。 在遭敌人通缉时， 亲友们曾劝他离开北京，他为了工作，坚持留下。 被捕以后，面对敌人的酷刑，他不仅严守党的秘密， 而且独力承担全部责任， 竭力掩护和解救同时被捕的青年。真正是从容就义，视死如归。

壮烈的生命定格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 在狱中关了共 22 天。作为学界名流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人的李大钊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事件。冯玉祥通电联络各方，发表宣言努力营救李大钊。 莫斯科工人举行盛大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勾结军阀策划的这一阴谋事件。 北方铁路工人提出劫狱营救， 李大钊在狱中得知后极力反对。章士钊、杨度、梁士诒、罗文干和北大校长等都出面说情。

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 李大钊在看守所或审判中受到了“严刑拷打”，也没有材料确证奉系军阀让李大钊写一份脱离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声明或“ 自白书” 之类，作为恢复其自由的条件。 对于李大钊这样的人物是杀还是放， 取决于张作霖在当时形势下想要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世界日报》在 1927 年 4 月 8 日报道李大钊在司法处接受第二次讯问时说：“李著灰棉袍，青布马褂，满脸髭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 则谓概不知晓云云。 ” 同一天的《晨报》登出消息说：“闻李大钊受讯时， 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 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闻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未谈党的工作，但否认对北方有密谋。李被捕时，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

1927 年 4 月 28 日，李大钊和其他 20 位革命者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被张作霖秘密绞杀。李大钊就义前留下的遗照，目光和悦，泰然自若，宛如平日。

4 月 29 日的北京 《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 警戒极严。 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 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 宣告执行， 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 而每人约费时 18 分始绝命， 计自 2 时至 5时，20 人始处刑完毕。 首登绞刑者， 为李大钊， 闻李神色未变， 从容就死。 ” 同一天的《世界日报》报道说：“ 闻前日安国军方面， 决定将李等按律执行死刑， 命令到后，即提出验身画供。李大钊首先签字， 其余各人， 亦均依次画押。当以汽车送入地方看守所时， 表面上虽云是移送法庭， 实际李等已明白矣。比因李毫不恐怖，即以相当礼貌送入汽车， 其余则均有绳绊，到看守所之后，由地方厅每二人合照一相。照完之后，即送入刑台。刑事以隔离为原则，彼此不能看见。 李就刑时，则呼天字从当时和后来的种种记载都可看出， 一代伟人李大钊为了理想而殉身就义前之从容、 壮烈足可感天动地。

结 语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虽然没有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成立后也没有像陈独秀那样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89 年 10 月， 胡乔木在纪念李大钊诞辰 100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说：“ 今天， 我们虽然远离了他生活的时代， 但依然感到他短促的生命的伟大， 依然感到他的历史眼光的深远、思想价值的珍贵和革命道德的崇高。 李大钊原本是一个学者。 他是通过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走上革命道路的。 当他成为一个革命者以后， 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了革命斗争。 他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而且， 在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 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工作、军事工作、少数民族工作等几乎所有的战线上， 都活跃着他的不知疲倦的身影， 都留下了他的辉耀史册的业绩。 从开始进行建党活动到最后牺牲， 仅只七八年的时间。 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 他竟

然为中国人民、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那么巨大的、 多方面的贡献， 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和感佩。 ”

2009 年 10 月 28 日，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又一次对李大钊给予了崇高的评价：“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 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正因为如此， 今天， 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 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 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lai

（来源：《北京党史》2011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