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锋同志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现本刊征得作者同意，节选一节，以飨读者。
张申府（1895-1986），原名张嵩年，1895年出生于河北献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进士，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曾任北洋政府的众议院议员。1914年，张申府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张申府在北大期间，曾经在哲学系学习两个月，却对哲学，尤其是罗素的解析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有人这样评价张申府：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是中国罗素研究的第一人， 他是活得最久的中国共产党创党元老之一，他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是，这位北京共产党小组最早的成员和巴黎小组的创建人，却在1925年退党，成为一名民主人士，1947年，因为不合时宜地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受到猛烈批判，从此淡出公众视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在北京图书馆担任一名研究员。直到1979年以后，才以中共建党见证人的身份为人所知，1986年，以93 岁高龄去世。
他的弟弟张岱年先生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他在为兄长的一个文集写的序言中这样介绍张申府说：
吾兄申府，青年时期喜好数学，继而对于数理逻辑深感兴趣，由于研习逻辑，于是进而探究哲学，对于罗素、穆尔的新实在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钻研较深……申府于20年代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中岁以后从事于救国民主活动，曾因“一二·九”运动而被捕入狱，抗战时期奔走于武汉、重庆之间，为救国民主运动而尽力。是一个学者思想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 一生经历颇丰。
一、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
以其丰富的经历和高龄，张申府堪称中国现代历史的“活化石”。他是怎样参与到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中来的呢？这当然要从他与“南陈”“北李”之间的亲密关系说起。
1917年，张申府在北大毕业后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担任预科数学和逻辑老师。通过同学郭晓峰，张申府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常去李大钊办公室闲谈，因此也与张申府熟识。由于李大钊工作比较忙，就让张申府帮助在登录室做一些工作。在李大钊离开的时候，张申府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1918年毛泽东由伦理系的杨昌济先生（杨开慧父亲）介绍来担任登录室工友，曾经在张申府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
张申府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在《新青年》上发表过许多文章。他和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还是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骨干成员。对于他和李大钊共事的那段时光，已经92岁的张申府在《回想北大当年》文章中回忆道：
大钊到任后，对图书馆的业务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并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是时，我在北大已经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太多， 就在图书馆帮助大钊做些工作。我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在主任室的旁边。其时，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我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同志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担任登录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我得时与大钊聚谈。每年北大放暑假，大钊回家乡到五峰山休假，我就代理他在图书馆的职务。……陈独秀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这样，我们三人经常见面，聚在一起谈论时事，交换看法，彼此的观点许多是一致的。陈独秀主办《新青年》，大钊和我经常投稿， 1918年底，我们又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工作接触多，关系也很密切。
陈独秀南下上海之后，一直保持与张申府的联系。1920年8月，张申府忽然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就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征求他和李大钊的意见，他和李大钊复信认为还是叫共产党比较好。对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发起建党的过程，张申府这样回忆：
对于建党一事，我们有了统一的认识，便开始分头活动。陈独秀热情极高，他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还发展了当时在沪的施存统、沈雁冰、沈玄庐等。此外，陈独秀同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也谈过此事，他们没有同意。由于陈的多方推动和组织，终于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也在同时进行筹组活动。大钊同志性情温和，乐于与人交往，然而又不善空言，他和陈独秀一样具有热情和信心，但工作起来又较细致谨慎，因此北京的发展工作稍缓慢了一点。
张申府久慕英国哲学家罗素大名，曾经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系统研究了罗素的各类著作，并撰文评述其哲学思想，是中国思想界具有广泛影响的罗素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申府之手，还曾为邀请罗素来中国做过一些工作。罗素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10月12日，罗素携夫人来中国讲学。张申府远赴上海迎接。临行前，李大钊请张申府到上海后，代表他与陈独秀商谈建党事宜。张申府到达上海后，住在陈独秀的家里，一方面听罗素的讲演，一方面与陈独秀就党的筹组问题多次交换了意见。张申府回忆说：
陈独秀是一个热情爽快的人。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且对之探讨追求，但在当时来讲还未必能说得上深入的研究。他所表现的是极大的热情，甚至有点激进。他很喜欢提问题，谈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然更多的时间，我们是用来探讨党的组织建设工作。陈独秀向我介绍了上海的建党工作。我们一致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我还见到了上海的早期党员周佛海、田汉、沈雁冰等，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经过张国焘和张申府两人的穿针引线，李大钊在建党问题上与陈独秀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于是北京共产党小组终于呼之欲出。
二、与李大钊一起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
1920年10月下旬，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了北京党的组织，取名为“北京共产党小组”。
对于北京共产党小组是在1920年10月在李大钊办公室成立的事实，张国焘和张申府的回忆基本一致，党史界没有争论，但对于成立的过程，张国焘和张申府这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却略有差别。而这个差别，与来自天津“觉悟社”的女同志刘清扬有关。
张申府的回忆是这样的：
回北大后，我把见到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之后，我们便进一步商量发展党员的事，并首先想到了刘清扬。
刘清扬是天津人，在天津严氏小学教书。她曾积极参加“五四” 运动，组织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参加、领导了天津青年界的进步团体“觉悟社”，是天津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1919年，她和马骏代表天津学联到上海出席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1920年 6、7月间，她又参加了学联组织的到南洋募捐的工作。刘清扬在天津的学生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8月底，刘清扬到北京后，大钊和我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希望她加入共产党，但她当时却表示对党的组织还不太理解，没有同意。我们认为入党一事不能勉强， 只能待将来有了认识再说。以后，李大钊找了张国焘。张是北大的学生，在学生中表现积极，热情很高。除了大钊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北大讲师张申府。
在张申府的回忆中，他和李大钊是北京小组的发起人，本来想首先发展天津的刘清扬，因为刘清扬不同意，才发展张国焘成为第三个党员。对照张国焘的回忆，是他和李大钊找到张申府同为发起人，也就是说，是他和李大钊发展张申府成为第三个党员，而且他没有提到刘清扬：
首先我们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他是研究罗素哲学的，对马克思学说也曾公开表示赞成。他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要启程到英国去留学，我们这三个发起人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首先计划由张申府乘便在西欧留学生中展开活动。可是学者气味很重的张申府并不是勇于实行的人，他到达英国即放弃了他那发起人的责任，后来连党员名义也因此消失了。
从张国焘的文字里，我们能够看出他对张申府有相当深的成见，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看另一位当事人刘清扬是如何回忆的：
1920年7月，天津“觉悟社” 决定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和我出国学习。9月间周恩来同志先出国了。这时，李大钊同志通过张国焘给天津写信，约我到北京谈话。我到北京见了李大钊同志，他说：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其中有张申府、张国焘等，并希望我成为一个妇女中的小组成员。但是我拒绝了，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拒绝的原因是我和张国焘有一个感情上的沟壑。“五四”运动时，我和马骏代表天津学生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成立大会（这个会是由天津发起的），张国焘代表北京学生出席， 我们在一起工作。我感到他思想狭隘，既不善于团结人，又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大约是在“五四”运动接近结束的时候，他向我提出恋爱要求。本来我们“觉悟社”的社员是不能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的。虽说“五四”运动的火热斗争将要结束，但仍在作坚持长期革命斗争的准备，所以我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个人的恋爱问题，因而我严肃地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所以，当李大钊同志要我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时，因为张国焘也在小组里，怕他再和我纠缠，我就表示拒绝了。我对李大钊同志说：“我是要坚决革命到底的，但我还不懂得共产主义（当时我的思想认识水平确实很低），所以我必须学习懂了再入组，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刘清扬的回忆，可以说明张国焘为什么在回忆录中只字不提他和李大钊曾经发展刘清扬入党的事， 因为刘清扬此前拒绝了张国焘的恋爱要求，担心加入小组后张国焘继续纠缠她。这样的情节，对张国焘来说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在回忆录里隐去也可以理解。也就在北京小组成立后不久，张申府以蔡元培校长秘书的身份于11月底从上海乘轮船赴法国，刘清扬也在这条船上。到巴黎后不久，张申府和刘清扬即开始同居，直到1948年张申府因为那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抛入低谷，刘清扬与张申府离婚。这里也可以推测张国焘为何对张申府有很深的成见，因为刘清扬拒绝了他的恋爱要求成为张申府的夫人， 更何况，虽然都在北大，他和张申府在个性、思想方面有很大不同， 这或许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建立巴黎党的早期组织， 成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1920年的最后一天，当北京大学校长、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从法国歌狄娜号邮船头等舱中走出， 在迎接他的人陪同着踏上马赛港岸边的时候，人们或许没有十分注意蔡元培身后那位年轻人。这个神态文雅又略显几分高傲的年轻人，名义上是蔡元培秘书，实际上是应蔡元培、吴稚晖的邀请，到华法教育会正在筹备中的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担任教师的。他是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这一年29岁。
张申府 (右一) 、李大钊 (右三) 、梁漱溟 (右二) 、雷国能 (右四) 在中央公园合影。
比起那些坐最差的船舱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来说，张申府在法国的生活要优越的多，他在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担任教授的酬薪相当优厚，月薪800法郎。让张申府惬意的还有在这里他收获了甜美的爱情，和他同船来法的刘清扬不久就成为了他的爱侣。
张申府这次到法国，还肩负着陈独秀和李大钊的使命，在法国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由于与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很亲密的关系，张申府在出国之前的大半年时间里，始终参与了南陈北李在北京和上海的建党活动，在南陈北李之间沟通信息，探讨建党事宜。10月份，他根据陈独秀的建议，和李大钊一起发起成立了北京党的组织，并发展张国焘加入，成为北京党组织的创始人。离开北京之前，李大钊特意叮嘱张申府到法国以后继续发展党的组织。
11月份，张申府来到上海准备赴法，在上海期间再一次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此时，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共发起组已经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外国语学社，出版了《劳动界》和《共产党》杂志，正在联络长沙、武汉、济南等地的同志建立党的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许多陈独秀熟悉并很欣赏的年轻人， 赵世炎和陈公培出国之前都曾经
到陈独秀家 里 来过，陈公培还是发起组最早的五人小组成员， 并且把他们最早商定的党的纲领抄写了一份带到 了法国。陈独秀很郑重地嘱咐张申府，到法国以后，负责把这些同志团结到一起，成立旅法党的组织。
张申府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已经成为他妻子的刘清扬。
她对此回忆说：
张申府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在出国的路上，他给我讲苏联革命的概况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提高了我的认识。因为张申府出国前已与李大钊同志商量好，要在法国成立海外党支部。我们到法国巴黎后，在1921年，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支部。这时，我就加入了海外党支部。
张申府在法国发展的第二个党员是周恩来。
周恩来比张申府和刘清扬早一个月到法国，当时法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趋高涨， 法国共产党已经于1920年成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在法国十分流行。周恩来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对流行的各种激烈争论的思潮进行冷静的比较和分析，认为无政府主义“容易流为空谈”，工团主义“不免等于梦呓”，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
经过反复学习和思索，周恩来终于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周恩来知道张申府和刘清扬已经来到巴黎的消息。刘清扬是周恩来觉悟社的战友，张申府和他也见过几次面，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周恩来在他乡同故知相遇，自然十分兴奋，时常去他们的住处，上下古今地对各种主义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并由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 在1921年二、三月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法党的组织。
1985年4月，已经92岁高龄的张申府对他介绍周恩来入党的过程留下了这样的回忆：
他（指周恩来）比我早一个月到法国，异国相逢，十分高兴。我们兴奋地谈论着巴黎观感，又各自谈了对今后学习工作的打算。刘清扬和恩来同志早已熟悉，因此我们三人来往是很密切的。
出国前我曾受陈独秀的委托， 在国外继续发展党的组织。于是在1921年2月左右，我即介绍刘清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又一起作了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我和刘清扬曾一起找周恩来同志谈了共产党组织的性质和任务，也谈了俄国十月革命。我们说，中国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趋势是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但是要使形势发展得更快，就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并且要有个组织来领导。俄国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统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也要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并且要吸收进步的同志，壮大组织力量，推动国家的进步。周恩来对社会主义向往已久，一直渴望更快的进步，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党还处于创立时期，这些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也没有什么其他手续。事后我写信把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一事告诉了国内的陈独秀，他当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此后不久，赵世炎和陈公培分别接到陈独秀从上海的来信，让他们去找张申府联系。三四月间，赵世炎和陈公培分别带着陈独秀的信到索邦公寓找到了张申府，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于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旅法小组在张申府租住的索邦公寓3楼的某一个房间成立了。张申府就此回忆到：“我与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大家都明确是共产党员，但对外不公开，我与国内的陈独秀常有书信往来。”
几乎与此同时，赵世炎、李立三领导的勤工俭学会和蔡和森、李维汉领导的工学世界社也在频繁接触，酝酿成立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由于张申府领导的旅法小组刚刚成立，并且还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它们之间并没有发生组织上的关系。但在接下来的拒款运动和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中，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等人已经团结起来，紧密配合，成为斗争的领导核心。
中共“一大”召开前，张申府曾收到国内寄来的通知，并在党小组内进行讨论，因时间紧， 路途远，不能回国出席。张申府给陈独秀写信，作了答复。中共“一大”召开后， 旅法小组得到中央通知，知道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它成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国内秘密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等也经常寄给他们，中共旅法小组与国内党组织的联系加强了。
四、转赴柏林， 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入党
1922年3月，张申府夫妇和周恩来来到德国。他们为什么要离开法国到德国呢？
原来，勤工俭学生进驻里昂大学的失败，尤其是蔡和森、陈公培、李立三等一百多位青年人被强迫押送回国的消息，使张申府异常愤怒，一气之下辞掉了到里昂中法大学担任教职的工作。他回忆说：
里昂事件使我知道勤工俭学生的凄惨处境。我们巴黎小组的赵世炎，非常投入里昂的抗议活动，是学生的主要谈判代表。他在其他学生被押送出法国前的一刻，逃离里昂，我在巴黎听到这消息，十分愤怒。我亲自去驻法的中国当局进行交涉。
吴稚晖，我在国内认识的‘五四’名人，当时是华法教育会的会长，我力求他听听学生的要求。这些学生在法国的艰难环境下苦挨了一年，无非都是希望争取到在里昂读书而已。
吴稚晖拒绝改变他的立场，由于这涉及我做人的原则，我不愿再和他以及他的机构打交道，于是我递交辞职信，放弃我的高薪厚职。我站在勤工俭学生的一方。这对我造成很大的因难，法国的物价很高，我又没有收入，没有办法，惟有搬迁。
张申府经过与周恩来、刘清扬商议，决定搬到物价比较低廉的德国。由于德国一战后马克贬值，用外币的外国人反而觉得生活费比较低廉。在巴黎一个月的生活费，在柏林可以用三个月。
1923年张申府在德国柏林。 (左起依次为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光宸)
1922年3月初，张申府和刘清扬与周恩来一起搭乘火车到柏林。到柏林之后，张申府和刘清扬住到柏林郊区一个风景优美的小镇上。周恩来则住在威廉村凯撒街54号A，他一面补习德文，一面阅读各种报刊和经济学著作，与英法各地的朋友保持密切的通信。
在柏林，他们遇到1921年冬天从巴黎来到柏林的张伯简。
张伯简是云南白族人，1919年冬赴法勤工俭学，参加了赵世炎、李立三组织的劳动学会，也参加了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到德国后，加入德国共产党。在张申府的主持下，他们四个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德小组。
1922年中，李季、高语罕、郑太朴、章伯钧等在国内入党的党员也先后来到柏林，旅德小组的成员不断增加。这样，旅欧的中共党员就由法兰西一国扩展到法、德两国，人员也增加到十人。对此，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明确记载，中共党员“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按照当时组织规定，在党员人数较少、尚未成立党的基层支部情况下，设“通讯员”与中央机关保持联系。旅欧党组织由张申府、赵世炎分别担任驻德和驻法的“通讯员”。这时，旅欧党组织的内部活动比以前有了明显进步，不仅在组织上“已经较有形式”，日常的开会、学习等活动也“已有定时了”。一般每两周都要开一次组织生活会。
就在此时，张申府、周恩来发展了后来成为中国红军之父的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德，字玉阶，1886年出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佃农之家。1909年考入云南讲武学堂，1915年参加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骁勇善战一举成为滇军名将，33岁就成为滇军的旅长，后来一度担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军阀的混战、政客的无耻、社会的黑暗， 使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开始接触新思想的朱德越来越厌倦、迷茫，逐渐认识到“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行不通”，必须寻找一条新的救国道路。
1922年7月，朱德和挚友孙炳文来到上海，拜见了他十分尊重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很高兴地接见了他们，表示可以付给他们十万元，让他们重回滇军，借助广西的滇军进攻广东的陈炯明。朱德拒绝了孙中山的请求，对孙中山说他们决定到欧洲留学，研究共产主义。孙中山尊重了他们的意见。
几天后，朱德和孙炳文在闸北区一间小屋里，拜见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朱德对共产党抱有很大的期望，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只要申请便可参加。朱德以为共产党的手续也不过如此，入党之后，他相信就可从此踏上新的革命的道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陈独秀对他提出的请求反映冷淡。
1922年10月初，朱德和孙炳文来到德国，并见到周恩来，向他提出入党要求。
自然，周恩来是很慎重的，经过多次交谈，才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正式介绍，朱德和孙炳文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间在1922年11月。但朱德的党籍对外界保持秘密，这一措施是必要的，因为他原来是滇军将领，而且是资格颇老的国民党员，有朝一日，很可能被共产党派回云南去工作。朱德由此也开始了他与周恩来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与合作，并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介绍周恩来和朱德入党，是张申府一直引以自豪的事。多年后，他还这样津津有味地回忆说：
朱德要求入党时，我和他谈过话。1922年末我就同意了他可入党，我和朱总司令谈过好几次，他那时很要求进步，谦虚诚恳。我是1923年底回到北京，1924年2月初到广州，在经过上海时，我和陈独秀谈了朱德的入党问题。最初，陈因朱是旧军人，表示犹豫，我和陈谈了两次，就无问题了。当时入党手续很简单，说一声就行了。
就在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不久的1922年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旅居法、德、比的中共党员，正式联合组成中共旅欧支部， 负责人有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下设旅法小组、旅德小组、旅比小组。为发展壮大党在旅欧人员中的力量，经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认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把符合条件的“少共”成员转为党员。
五、20世纪中国政治的活化石”
张申府身上始终有着浓重的文人气质。1925年初，张申府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时，因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同蔡和森等发生激烈的争执，一怒之下愤然退场。据说周恩来也随着出来并表示支持他的看法，同时劝他不可一时冲动，反之必须遵守党纪，重返会场继续讨论以求大同而存小异。他回忆说“但我终于离开。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后来我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
张申府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滚蛋”：1921年从教育部任命的华法教育会，1923年从少年共产党，1925年从中共，1948年从民盟。
最后这一次“滚蛋”，就是张申府1948年10月23日在《观察》杂志写的那篇《呼吁和平》，文中公开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宪政”，拥护其“戡外”政策，并称人民解放军为“匪军”。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为张申府以后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年11月，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十天后，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一刀两断。
张申府曾经给周恩来写信辩解，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周恩来也无能为力，只能亲自安排他到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工作，并为他亲批了住房。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的近30年里，张申府基本从公共视野里消失，一度被打为“右派”，以至于人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直到1978年之后，张申府的名字才如“出土文物”一般渐渐见诸于报端，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对刻意寻找历史真相的学者们来说，一生经历过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与近现代史中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有过密切交往的张申府，不啻是20世纪中国政治的“活化石”。
1986年6月20日，刚刚过完 93岁生日不久的张申府安然谢世。《人民日报》刊登的讣告中写道：“张申府同志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张申府同志在一生奋斗中，也是有过曲折的，然而他能不断地追求真理，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人谦和，生活朴素，不计较个人得失，是一位令人怀念的老同志。”
（原载《党史博采(纪实)》 2011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