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集中精力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十一届三中全会曾提出, 对于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 是必要的, 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件选编》 (上)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 第20页。]。1979年1月, 理论工作务虚会[ 理论工作务虚会分两个阶段召开: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1月18日至2月16日, 以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联合召开, 当时称“理论工作务虚会”。部分省份也按照要求同期召开了同类会议;第二阶段是从3月28日至4月3日, 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 当时称“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本文使用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概念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指第一阶段会议, 二是按照目前史学界的习惯称谓, 把两个阶段的会议统称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但是, 为了更有利于解释清楚问题, 本文在涉及后一阶段会议内容时, 还是专门标出了“第二阶段”的字样。]召开, 4月闭幕。之后六个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称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 起草工作就启动了, 这个旨在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工作显然比原来预计启动的时间要大大提前了。提前启动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工作, 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就是其中之一。

理论工作务虚会公开提出了起草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建议。这次会议实际上开启了全面讨论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序幕。会议讨论中出现的问题, 凸显了尽快解决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在会议第二阶段发表的重要讲话不仅是这次会议总结历史形成的最重要成果, 而且讲话所体现出的总结历史的方法和原则, 对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起草乃至新时期党对自身历史的总结都生产了深远影响。

一、公开提出了起草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建议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主题是讨论理论问题, 会议准备把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摆开来谈”。但这个时期讨论理论问题有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侧重于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拨乱反正, 这就不能不大量涉及历史问题。胡耀邦在会议开幕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 这次会议的目的首先就是总结经验, 可以总结两年, 也可以总结10来年、30年。新中国成立30年来, 有许多好的经验, 也有很多教训, 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起来, 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 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他同时也强调, 总结这些经验是为了使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形成一套完整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 使我们的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胡耀邦在主持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时的讲话 (1979年1月18日) 。]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 明确的思想原则指导, 使理论工作务虚会既有讨论理论问题的突出特点, 也具有讨论和总结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鲜明特色。

理论工作务虚会高度关注党的历史的特色, 在会议筹备期间就表现出来了。在会议召开前,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 胡耀邦提出:理论上还有哪些禁区、枷锁要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强加在人们头上的枷锁, 还有哪些?请有关单位, 首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开出一批清单来, 走群众路线, 一个一个破[ 胡耀邦在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78年12月31日) 。]。按照胡耀邦的这个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所属各研究所内部进行了调研和征集工作, 并很快根据各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和材料, 列出一个“理论上还有哪些禁区要打破”的清单。这份清单经过整理,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代表在会上公布。尽管这份清单是按照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和法学五个学科类别开列的, 但是所有问题都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有关。

清单中有关哲学问题, 涉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阶段遵循的基本理论问题, 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提法应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否始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划分阶级应该以什么为标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是否只是右的修正主义?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路线, 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等。有关经济学问题, 包括辨析党的八大提出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问题;对人民公社运动反思所引发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几十年来引起严重认识混乱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关系问题、革命的根源和目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以钢为纲”、“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的提法是否正确;“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到底怎么学等。有关文学问题, 包括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地总结建国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怎样正确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等。有关历史学问题, 包括“古为今用”和“影射史学”的问题;党内重要人物、党内路线斗争及其某些会议的评价问题?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间问题?建国以后搞的某些运动的评价问题等。有关法学问题, 主要是对砸碎“公检法”教训的总结等。整个清单共列举了50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在发言中指出,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提法和做法进行认真辨析, 同时也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探索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进行很好的归纳和整理。

当然, 理论工作务虚会并不是按照这个清单所列问题展开讨论的, 但是, 随着会议讨论的逐步深入, 越来越多的与会者认识到, 在当时的形势下, 理论问题要得到切实解决, 首先就要弄清历史是非, 历史就是“过去的实际”。胡耀邦特别指出, 实际的范围宽广得很。理论一定要面向实际。面向什么实际?要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 面向党内外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 也要面向过去经验教训的实际。[ 胡耀邦在主持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时的讲话 (1979年1月18日) 。]

正是在对历史问题的高度关注中, 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明确提出建议, 希望党中央尽早启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历史的总结, 形成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他们指出:“在这个新旧历史时期的交替时刻, 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民主革命时期, 我们党有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看来, 仍然是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制定的一个光辉的文献。它总结了历史经验, 弄清了路线是非, 使我党在后来的一段时期里没有犯重大错误。建国30年来, 很多是非问题没有澄清。三中全会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但问题还很多, 很有必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澄清重大是非, 统一全党认识。”“衷心希望党中央能够尽快地作出社会主义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全党范围内澄清是非、统一思想, 造福于子孙万代。”[ 丁伟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发言 (1979年1月23日) 。]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与会者认为:要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科学社会主义有什么内容?它有什么规律性?它是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允许不允许有不同的模式?[ 李汇川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1979年2月6日) 。]不把10年、20年、30年搞清楚, 就不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前进。正如为了更好地往前走, 需要回过头去看看走过来的路一样。[  孙冶方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1979年2月4日) 。]

二、开启了全面讨论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序幕

粉碎“四人帮”后讨论党的历史并不是始于理论工作务虚会, 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等都涉及对党的历史的讨论和总结。但是, 这两者对历史的关注, 不论在涉及历史问题的范围上, 还是在认识历史问题的方法和目的上都有很大差异。理论工作务虚会把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历史作为考察对象, 并且自觉地认识到, 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 因此, 它实际上开启了全面讨论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序幕。

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党的历史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讨论的历史跨度大;二是讨论的历史问题涉及了具有全局性影响的核心问题;三是总结历史的方法有突破。

(一) 把整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作为考察对象, 并且特别提出应该立即着手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揭批运动中, 曾经明确界定揭批运动的上线是“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前后”, 也就是说, 揭批运动的时间上线是1975年1月以来。之所以设定上线, 当时提出是为了避免“纠缠历史旧账”。1978年6月2日,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 非联系揭批林彪不可”。“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存在什么‘纠缠历史旧账’的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122页。]这就大大拓展了揭批运动的范围, 也大大拓展了认识和考察历史的范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形势的发展, 客观上已经呈现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必要性。理论工作务虚会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就是对这个必要性的一次直接回应。会议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讨论中形成了三个方面对后来具有影响的成果。

第一, 初步涉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阶段的划分和评价问题。在会议讨论中, 一些与会者以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的1953年作为一个节点, 把1949年到1953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讨论。大部分与会者则以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作为一个分期点, 认为此前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此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尽管从讨论的内容看, 对于1956年以后的历史时期该怎么划分阶段并没有明确的说法, 但是与会者一致把“文化大革命”十年作为一个专题来讨论。因此, 实际上对1956年以后的历史也形成了相对明确的界线, 这就是围绕“文化大革命”十年, 划分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十年、“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三个阶段。就历史评价来看, 与会者对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基本持肯定的态度, 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八年,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表现出来了的。仅就农业来说, 建国后头八年, 即到一九五七年为止的年增长率就达到了7.1%。工业的增长速度更要快得多。这样的速度, 无疑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不可能有的, 更何况那个时期我们还同时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与会者将这个时期的成功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二是“按照社会主义的客观的政治发展规律和思想发展规律办事”, 并且认为“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演和在1957年2月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 “就是我们建国后头八年来成功的基本经验的总结, 我们今后仍然必须按照这些基本经验去做”。[  廖盖隆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1979年1月25日) 。]这里说到的“新中国成立头八年”与后来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所指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是基本吻合的, 即1949年至1956年。对1956年以后历史的评价, 与会者争议较大, 认识不完全统一, 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经历了曲折的历史时期, 大的曲折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在1957年到1962年间, 由于对阶级状况作了唯心的估量, 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由于在经济工作中有严重的主观主义, 提出了“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等唯心的口号, 产生了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再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 搞“政治大革命”, 弄得是非混淆, 敌我颠倒, 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会议讨论中, 尽管大家都认为1957年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曲折, 但都把“文化大革命”的曲折与之前所经历的曲折区分开来, 明确认为这是曲折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认识, 为后来相关思想的阐发留出了很大空间。

第二, 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功过是非作了初步探讨。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讨论中, 与会者认为, 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对一些历史已经作了评价, 但在这些评价中有许多问题留有“尾巴”。例如, 1978年12月为彭德怀恢复名誉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 但是有关彭德怀的最大历史问题——庐山会议“反右倾”问题却没有相应的历史结论。因此, 要真正解决历史问题, 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理论工作务虚会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尝试, 特别是对党的八大、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等重大历史问题作了较深入的讨论和总结。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否定党的八大的论调, 会议指出, 需要正确评价党的八大, 八大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是非问题务必弄清楚。与会者认为, 从总体上看, 党的八大的文件是很好的, 是对七大以来党的丰富经验的总结。八大通过的党章, 不仅比九大、十大的党章好, 也比十一大党章好, 应该郑重肯定党的八大的历史功绩。针对当时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平反和纠正错划右派工作, 会议提出了如何评价反右派斗争的问题, 认为这场斗争被扩大化了。导致扩大化的原因在于把阶级斗争状况估计得过于严重, 在工作指导上没有分清主流和支流。会议认为“反右派”斗争深远地影响了以后的历次运动。针对庐山会议“反右倾”问题, 会议指出, 它不仅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破坏了党内民主, 打击了一批好干部。为了彻底纠正这些错误, 中央应该对这些问题作出相应的决议。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 与会者指出, 这不仅仅是建设经验不足和对基本国情认识不足的问题, 也是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作用的结果, 对国家建设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第三, 要求立即着手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总结“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原来的基本态度就是文章开篇提到的“不应匆忙”, 甚至设想由“下一代人去解决”。但是, “文化大革命”对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实践表明, 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严重关涉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 严重关涉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和执行。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与会者们深刻认识到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明确建议“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也要立即着手去做, 不能留给后代去做”。[  吴玉才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1979年2月15日) 。]“文化大革命”“是既和文化不相干, 又和革命不相干的”。“全党和全国人民是决不会需要这个样子的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只能被林彪、陈伯达、康生、‘四人帮’等野心家和拥护他们的一小撮人所利用。”[  廖盖隆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1979年1月25日) 。]与会者强调:“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次“震撼世界”的大事件, 是我们的党史、国史和马克思主义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尤其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在新长征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和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密切相关。我们讨论它、评论它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 我们这个会, 从第一天起就一直在议论它、评价它, 现在的问题是, 要设一个专题, 集中议一下, 要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发动、过程、结果及教训五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总结。

(二) 提出了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任务。理论工作务虚会公开讨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并把这个问题作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最重大问题公开提到了全党面前, 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第一次, 在全党和全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与会者强调, “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上”。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具有“迫切的要求”;是“神圣的职责”;是“艰巨的工作”。“迫切的要求”是指“群众关心、议论这个问题, 要求作出正确的回答”。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既是长期实践经验的必然结果, 也是新的实践任务的迫切要求”。“神圣的职责”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 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要完成这个任务, 首先就要给马列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恢复名誉。这里主要有林彪、“四人帮”肆意践踏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损害其崇高威信的问题, 也有怎样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问题, 弄清楚毛主席的哪些语录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之内的, 哪些是之外的。因此, “现在要恢复它的名誉, 并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提高它的威信, 就必须作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 使命庄严, 责任重大。“艰巨的工作”是强调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涉及的面很广, 时间很长, 问题也很复杂”, “必须采取对党、对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对我们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 采取严肃的战斗的科学的态度”。

会议在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讨论中, 形成了多方面的认识成果。与会者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我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史上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今天是、将来仍然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方面绝不能动摇, 而且应该实事求是地加强宣传。”[ 温济泽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1979年2月16日) 。]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对于经过实践检验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 应当继承、保卫;对于一些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的东西, 也应当细心地辨别它的合理内核;对于经过实践检验已充分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就要实事求是指出来”[ 宦乡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1979年2月10日) 。]。

讨论中, 与会者认为, 一个根本问题是, 我们是用马列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指示, 还是以“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指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前发展?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在心里的。有革命经历的人, 还应当在青少年当中, 多用事实来宣传毛主席的伟大功绩。但是, 我们不能把毛主席“神化”, 不能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和错误。

(三) 对从“路线”和“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评价和总结党的历史提出质疑。以“路线”和“路线斗争”来评价和判断党的历史, 是多年来总结党的历史的一个基本准则。但把党的历史简化成路线斗争史, 围绕路线斗争, 就逐渐积累起一套固定化的概念。路线是个纲, 路线决定一切。只要上升到路线问题, 就不能再作历史分析。犯了路线错误, 也就一切都错了。而正确路线代表, 就一切都正确。与会者明确提出, 这样对待历史, 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是非科学的。与会者指出:什么叫路线, 路线应该不应该有明确的含义?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能不能叫路线?与会者强调:“对历史人物不能、也不敢一分为二地研究。形而上学猖獗。盖棺定论为好人的, 就完美无缺, 时时事事都是正确的。盖棺定论为坏人的, 从生下来就是大坏蛋。”“对有些历史事件不能按历史唯物主义去反映和分析, 如对党史上的某些事件或运动, 往往因为一个人出了问题, 整个事件和运动就不能提了。”“因人立言, 因人立史、因人废言, 因人废史, 按照党内领导人的政治沉浮来研究党的历史, 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得出科学的结论。”与会者特别指出, 对于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彭德怀、李立三等人的历史评价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任这种现象继续下去, 给我们后代的印象是:我们党的历史面目是不清楚的, 党的作风是很不严肃的。纠正这种历史认识偏差, 就“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尊重历史事实, 讲实话, 讲真话, 不能按照某种现成结论”。[ 丁伟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1979年2月6日) 。]“什么事情都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放在历史条件下分析。”“有些问题当时是对的, 后来情况变了, 就变成不对的了, 有些问题当时就是错的, 这都要有分析。”[ 廖盖隆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1979年1月23日) 。]

三、凸显了尽快解决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尽管有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党的历史所积累的经验, 尽管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 但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进行科学准确的总结并使这个总结为全党所普遍接受,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理论工作务虚会在讨论历史问题上, 特别是在讨论一些重大敏感的历史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出现的争论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上对历史问题的广泛持续的关注, 不仅说明了解决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必要性, 也更加凸显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

第一, 会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总体评价存在一些片面甚至是不正确的认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总结评价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也是有关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的问题。但在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中, 一些与会者提出:新中国成立30年, 大约有10来年发展比较正常, 以后发展就存在整体性问题了。从1957年以后20多年来,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表现出来, 制订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路线。1957年以后主要就是搞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文化大革命”。“1967年11月到1976年9月的10年, 是我们党、我们国家从挫折走向挫折, 从失败走向失败的十年。”“从1966年以后的10年来看”, “构成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三中全会的正确决定, 就是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八年的成功经验和后二十年的失败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 等等。这些认识实际上是对1957年以后的历史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客观地说, 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 既有试图超越路线斗争史观的有益尝试, 也有依然受到这种历史观影响的深深痕迹。在一些与会者的认识中, 看到这一年犯了错误, 随后的一年又犯了错误, 这样一件件错误串联起来, 就是一条线, 一条错误路线, 那么错误就十分严重了, 就绝对不是支流的问题, 而是居主导地位了。1957年以后的历史发展的确比较复杂, 能不能对其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 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很好地判断历史是非, 能不能从全局出发来认识问题。事实上, 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扩大化的错误, 但是这一年恰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最好经济效果的年份之一, “一五”计划也在这一年胜利完成。1958年发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确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但是党中央也试图加以纠正。尽管一系列纠“左”工作很不彻底, 但是, 从方向上看, 有主动向正确方向转变的意向, 这种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性也应该成为评价历史的重要因素。

第二, 会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存在亟待澄清和严肃纠正的问题。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问题是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最核心的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了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尽管讨论中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但由于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 也由于对这个问题的特殊性缺乏深刻认识和稳妥把握, 致使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一些与会者认为,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首先应该当做一个“学术问题”来探讨, 这样才能做到“发现真理, 丢弃谬误”。因此, 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其进行“学术分析和理论阐述”。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讨论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尚不能自觉地区分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本人思想”等概念的差异, 在许多与会者的认识中, “毛主席本人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而在讨论和分析1957年以后毛泽东思想时, 更多的与会者不能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严格区分开来, 以致提出了“对毛泽东思想要采取一分为二态度”, “对毛泽东思想也要进行拨乱反正”。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 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等等似是而非甚至存在严重偏差的观点。在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时, 与会者的认识角度多侧重于毛泽东晚年错误部分, 因此得出了一些以偏概全的不正确结论。对毛泽东的评价, 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 不仅仅涉及毛泽东本人历史功过问题, 而且是一个同党和国家历史密切相关的重大的、全局性的问题, 因此, 尤其需要秉持科学严谨的态度。毛泽东自己也说过, 评价和对待干部, 不能只看他一时一事, 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毛泽东的这句话当然也适用于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对毛泽东这样一位在党的历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 无疑应该把他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和把握。强调以“更广阔的历史背景”考察, 并不是为了“稀释”所谓“历史之误”, 而是为了科学地分析他的全部历史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根本历史属性, 要分析除了那些“历史之误”外, 其他属性是“之误”更多一些, 还是“之美”更多一些。实践证明, 毛泽东的一生, 功绩是第一位的, 就他的全部历史来说, “历史之美”远大于“历史之误”。此外, 历史人物活动的动机和目的, 也是判断历史属性的重要因素。1957年以后出现了曲折和失误, 就毛泽东本人来说, 全部历史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尽快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 即便他在晚年犯了更严重的错误, 依然是这样。至于毛泽东思想, 它的性质、特点、内容及各方面的运用和发展, 当然可以也需要展开理论阐发, 但同时要认识到, 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它承担着按照这样的理论指导来组织党的全部活动的重大任务, 对于这样的理论, 显然不能等同于一般思想理论来进行判断和评价。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出现的这些认识问题, 说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作出科学评价的问题亟待解决、准确界定和科学阐发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亟待解决。

第三, 会议表现了解决历史问题对“向前看”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理论问题, 通过讨论, 统一思想, 形成新的理论认识, 以便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但是会议讨论的情况说明, 所有理论问题无不涉及历史问题。与会者也都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 指出:“任何一个提法的意义都是在它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中确定下来的”, 因此对这些“提法”的探讨就“不能不结合历史”。在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时候, 与会者说:所谓“文化大革命”, 不是别的, 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践表现;反过来说,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也不是别的, 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表现。因此, 考察“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结合“文化大革命”。只要正视“文化大革命”及其所造成的后果, 就不难对这个“理论”作出应有的评价, 从而也就不难决定对这个理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与会者认为:“理论上的错误是来自于实践中的一些错误, 而实践中的错误一旦提高到理论的形态以后, 又反转过来指导了错误的实践, 形成了恶性的循环。”[ 廖盖隆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1979年2月8日) 。]所以, 解决理论问题“不应该只是依据经典作家们的论述, 还要从现实情况出发, 总结经验”[ 范荣康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1979年2月3日) 。]。胡耀邦曾经设想, 在理论建设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 是“破”;三中全会后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面向未来, 扬帆起航, 是“立”[ 胡耀邦对《理论动态》编辑组负责人的谈话 (1979年5月3日) 。]。但是, 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表现出来的实际情况是: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问题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以往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似乎难以截然分开。如果理论工作者不去研讨历史经验, 就难以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理论的结晶, 难以对事物的发展作出科学的预见, 难以对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这样也就难以真正做到“向前看”。形势发展表明, 能不能科学评价若干重大历史问题, 并使全党在这些问题上形成统一意志, 不仅是能不能最终完成拨乱反正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是能不能推动刚刚启动的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 会议讨论所引发的社会关注成为亟待解决历史问题的又一个支点。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的第一阶段中, 几乎是会上讨论什么, 社会上也跟着讨论什么, “传播面很广, 有的大学搞了传达, 中学里有了手抄本, 群众中有议论”。由此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关注热潮。客观地说, 这种关注历史的社会热潮在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大范围讨论党的历史, 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历史问题的关注, 也是情理之中和必然的发展结果。但是,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人们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关注党的历史, 与通过理论工作务虚会关注党的历史所引发的社会讨论效果则有所不同。前者关注的对象, 基本上是一个有了明确结论的党的局部历史, 容易通过冤假错案的平反和遗留问题的解决形成共同的历史认识;而后者关注的对象, 则是一个尚无定论的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全部历史, 在众说纷纭之下, 难免引起不同的解读。正像与会者说的那样:这一段时期, 对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的讨论内容“逐步升级”, 报纸上强调不能照搬个别原理的内容多了, 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讲得少了, “给人一个在找毛泽东思想的缺点、错误的印象”。那么, 是不是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党的历史时机不合适呢?实际上, 越是重大问题, 对人们的影响越广泛越深入, 它事关千家万户, 关涉国家民族, 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更是如此, 社会发展运动规律蕴涵了这样辨析和总结历史的需要。当时的整个社会对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党的历史的广泛关注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 与会者纷纷指出:社会广泛关注表明, 大家都迫切希望中央能够针对这些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 尽快澄清糊涂观念, 批判错误观点, 以便统一思想, 统一认识, 集中精力搞好四化建设。有些能讲清楚的问题还是希望快点讲清楚, 有些紧迫的问题如果暂时还讲不清, 则希望能组织力量进行研究, 尽快讲清。尽快讲清这些问题, 对于实际工作有很大好处, “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模模糊糊前进。”

四、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是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第二阶段, 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个讲话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 就从总结党的历史的角度看, 它是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涉及的一系列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作出的明确回应, 也是这次会议总结党的历史取得的最重要成果。讲话体现和蕴含了总结党的历史的一系列新原则、新方法, 深远地影响了新时期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总结和概括。

邓小平是党内首先提出要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联系起来的人。他说:“过去的三十年”, “我们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 (上)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 第552页。]邓小平首先提出了上述认识, 也首先把这个认识贯彻到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实际总结中。在阐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 邓小平不仅说明“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 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 《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165页。]而且在阐述每一项原则时都从历史出发, 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 《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166页。]。在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中, 就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界定为“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他总结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经验, 也总结了历史实践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足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危害。关于坚持党的领导, 他回顾历史, 说明了党的领导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也强调“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 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170页。]。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他总结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 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今后也将永远是我们的旗帜。

在邓小平讲话后连续三天小组讨论中, 并没有出现坊间传说的激烈争议, 相反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表示赞同讲话精神, 一些与会者还表示夺取民主革命胜利, 有“三大法宝”, 这四条基本原则, 可以说是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四大法宝”, 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这30年所走过的道路, 就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 就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结果。这四项基本原则, 是党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经验, 实在丢不得。在后来形成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中, 就明确肯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历史经验的地位。这是邓小平讲话在总结历史上的重大意义之一, 另一个意义就体现在总结历史的方法上。

理论工作务虚会实际上开启了全面讨论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序幕, 但是如何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来总结党的历史, 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这不仅涉及“总结什么”的问题, 而且还涉及“怎么总结”的问题。

在认识历史和总结历史的问题上, 理论工作务虚会从内容到方法都有一些新突破, 但也引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这引起了第二阶段会议中与会者对“怎么总结”的讨论。与会者在讨论中特别谈到了历史总结中的“向前”和“向后”、“粗”和“细”的关系问题。大家认为, 处理历史问题, 要识大体、顾大局。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 有些历史问题, 允许粗一些, 以便把精力真正集中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去。绝不能把解决新问题, 引导人们“向前看”, 同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对立起来。事实上, 解决任何新问题, 总是同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相联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深入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作为行动的向导, 这正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需的。

关注总结历史的方法非常重要, 它直接关系到总结历史的实际效果, 是有利于统一思想、开拓前进, 还是纠缠历史旧账、裹足不前。

与延安时期大规模学习、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的环境相比, 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党的历史的环境有许多相同的方面, 也有很大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方面在于, 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的历史环境中总结自身经验, 都是为了统一思想迎接新的胜利。不同的地方在于, 延安时期学习、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与党的整风运动紧密结合, 而且那个时候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已经完全成熟, 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而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党的历史, 是由对重大理论问题辨析引发的, 而经过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党的指导思想的声誉和威信受到很大损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刚刚召开, 邓小平理论尚在形成的过程中。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总结党的历史, 就特别需要注意把握总结历史的方法。

在总结历史的方法上, 邓小平在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总结和阐述中就包含了一些新要素。

第一, 实事求是地认识党的历史。邓小平跳出“路线是非论”, 在对历史问题的把握中, 不以路线划分为标准, 对历史问题的阐述没有采取简单的一切肯定或一切否定的态度, 而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他认为, 党的历史,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不能含糊。党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很多辉煌的时刻, 但也有过不少曲折和失误, 甚至出现林彪、“四人帮”破坏这种严重失误, 对这个历史问题不能轻视, 轻视了就是不尊重历史, 就是不尊重事实。

第二, 关键是要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主流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邓小平善于把握这个主流, 也勇于把握这个主流。在阐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 他讲曲折和失误, 同时强调尽管犯过错误, 但我们还是在30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这是主要的、根本的、起决定意义的。

第三, 要从大局出发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邓小平比较早地提出了总结党的历史问题要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并且在阐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进行了很好实践。邓小平之所以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强调要从大局出发看问题。

第四, 要把历史人物和事件放到历史环境中去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很强调在总结历史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强调要注意探究历史原因。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 邓小平在谈到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问题时说, 在分析毛泽东晚年所犯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 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 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 对待历史人物。这些认识历史的方法, 对后来的一系列总结历史的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匆忙的, 尤其像起草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这样的大事件。起草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工作看似“提前”了, 但是这是一个应时而动的“提前”。这个“提前”当然是由很多种因素促成的, 然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对“提前”的必要性、紧迫性, 还有更为重要的可能性, 揭示得最为充分和体现得最为具体, 这使得“应时而动”更多地表现了一种历史的主动性, 也使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形成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合理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