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在举国上下改变落后面貌、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推动下, 1977—1979年间, 中国领导人以及各类代表团的出访活动呈现迅速增长势头, 出访活动的内容也从最初主要服务于技术引进的需要, 逐步转变为服务于改革开放启动大局的需要。这使20世纪70年代末的出访潮, 在特殊历史时期, 承担了特殊历史使命, 发挥了特殊历史作用。

出访活动高潮的出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中共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 这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包括利用国外有利因素, 加快经济发展。出访活动的增加, 首先与中共中央作出的加快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决定直接联系在一起。

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李先念指出,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 必须破除“四人帮”对所谓“洋奴哲学”的批判, 大胆引进一些新技术和新设备, 进口一些我们短缺的原材料。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呈交的《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强调:国外的先进技术, 要把它拿来。引进一些为发展我国基础工业、国防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机械化以及科学事业所迫切需要的成套设备和新技术, 是为了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 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这份提纲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就是要把引进和独创结合起来。提纲指出, 全国上下都要响应号召, 树立雄心壮志, 依靠群众, 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 抓紧时间, 把我们急需的国外新技术学到手, 把学习和独创很好地结合起来。实际上,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新一轮引进工作中, 有关部门对在引进的基础上创造逐步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在此过程中出台的《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工作条例》, 对“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作区别。

7月17日, 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为期8年的新技术和成套设备引进项目规划。规划指出, 拟围绕长远规划的目标和任务, 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为了配合引进工作的开展, 国家计委在规划中特别强调, 要吸取过去引进工作的经验教训, 加强对国际情况的了解, 充分掌握与引进项目有关的各方面情况, 通过新一轮各类引进工作, 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很快批准了这个规划。

在上述背景下, 经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 对外出访活动迅速增加。在这些出访活动中, 最为活跃的就是各类科技代表团的出访, 它们直接承担考察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任务;同时, 与科技活动联系密切的各类教育代表团的出国访问和考察也迅速增加。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 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为发展中国经济而进行的各类出访活动, 对科技和教育类的出访活动在思想上给予积极引导, 推动出访活动大规模、深层次展开。

20世纪70年代末, 出国访问和考察的中国党政代表团, 亲眼看到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变化, 深感中国与世界发展水平的差距, 深感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很快就意识到, 发达国家要进行产业升级、转移旧产业, 为中国加快发展提供了机遇, 同时也认识到知识和科技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国的发展, 不仅要依靠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建设经验, 也要解放思想, 借鉴和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1978年后,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 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 而这一新探索由于出访活动的增加而获得更广阔的视野。从这时起, 出访活动不仅在规模上有更大发展, 而且在规格上也明显提高。整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出访活动中, 高层出访活动迅速增加就是从1978年开始的。出于抓住机遇、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目的, 出访活动的目的性更加明确, 就是通过增强与发达国家和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的联系和交往, 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建设经验。1978—1980年对发达国家出访年平均增长率为57%, 是增幅最快的;对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出访年平均增长率为41%, 位居第二。

对不同发展类型国家建设经验和办法日益理智的态度, 促成了1978年5月中国政府西欧五国访问团的成行。这次访问,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中国政府名义派团访问西方发达国家。出访前, 邓小平专门找代表团主要负责人谷牧等谈话, 要求他们在访问中广泛接触, 详细调查, 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 坏的也看, 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 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 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1978 年5月, 谷牧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 考察发达国家经济。

访问西欧五国代表团从5月2日到6月6日, 对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的15个城市进行考察, 会见了许多政界人士和企业家, 参观了许多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 收集了大量的信息资料。回国后, 代表团负责人谷牧向中央政治局作访问汇报, 着重谈了三方面问题:第一, 战后, 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 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了, 他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第二, 西方发达国家在资金、商品、技术方面要找市场, 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 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个良机;第三, 国际经济运行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 凡是对我们有利的, 都可以采纳运用。谷牧发言后, 中央政治局展开讨论, 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先念在发言中表示, 外边的情况, 谷牧这次出去清楚了, 讲明白了, 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

1978年初, 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对南斯拉夫进行为期3周的考察。这次考察是对南斯拉夫首次、也是最全面的一次调研。访问归国后, 代表团向中共中央递交《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对南斯拉夫考察的报告》。这份报告全面、客观地介绍了南斯拉夫政治、经济现状和改革措施。

以对西欧和南斯拉夫考察为标志, 出访活动进入高潮。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和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层出访活动空前活跃。不过, 从1978年年底开始, 出访活动又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趋势。与上年度相比, 1978—1979年度一般性出访活动的数量有所下降。但是, 高层出访依然保持高增长, 上升35%, 而且占全部出访活动的52%。这反映了出访活动对中共中央决策的咨询参考作用在继续增强, 服务和服从于改革开放启动的功能和作用也在增长。出访活动在以后一个相当长时间里, 维持了这种状态。

承担起特殊的历史使命

出访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关头, 承担起特殊的使命, 对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产生了直接影响。通过大量出访活动,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直观感受到了中外发展水平的差距, 看到了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 拓展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路。这种影响直接反映在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

中央召开这次务虚会议的目的是, 通过总结30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研究国外经济上的成功经验, 讨论如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访不同发展类型国家所获得的信息, 在会上引起高度重视。会议重点讨论了引进问题, 特别是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会议期间,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农林部、一机部、国家建材总局、冶金部、财政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究室等部委负责人发言。这些发言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大胆地涉及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弊端, 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改革措施。这次会议上的发言, 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以国际先进发展水平为参照, 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 总结经验教训, 规划未来发展, 这使得酝酿中的改革开放方针呼之欲出。

关于充分利用国外条件问题, 在7月11日会议上, 国家计委负责人指出, 要把整个对外交往的过程, 当作学习的过程, 把相关知识真正学到手。关于外贸体制改革和加强企业管理问题, 在7月12日会议上, 国家建委负责人表示, 在不影响国家主权并且有利于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条件下, 可以灵活运用国际上通行的各种贸易和合作方式, 要搞“三来一补”等等。外贸部负责人在会上强调, 要彻底解放思想, 打破那些束缚人们手脚的条条框框。一切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凡是对我们有利的, 看准了的, 都要大胆采用。关于适应和学习现代企业运行管理问题, 在7月18日会议上, 一机部负责人说, 我们正在采取措施, 利用国外的新技术和管理经验, 加快技术改造, 发挥潜力。办法是分期分批举办企业各级干部的现代化工业的质量训练班;抓紧落实生产技术干部派出, 主要是派往日本学习和实习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邀请国际著名企业派专家来华咨询。7月28日, 胡乔木在会上作长篇发言。这篇带有理论性的发言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 不仅充分肯定社会主义中国打开国门, 向不同发展类型国家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而且还尝试提出运用先进的经济建设思想, 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办法和道路。9月9日会议结束时李先念作总结发言。这个发言实际是会议的主题报告, 其中充满了改革开放的精神, 明确提出摒弃落后思想、探索新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要求。

国务院务虚会所取得的成果, 在9月5日召开的中央计划工作会议上, 转化成中共中央的基本决策。中央计划工作会议明确指出, 为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在经济工作上, 必须实现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落后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

出访活动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影响

1978年末, 党内主张实行改革开放的思想更加活跃。1978年11月10日,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 经邓颖超建议, 中共中央决定印发《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和《苏联在二十、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4份简报。会议还印发有关部委代表团出国考察的一些报告, 供与会代表参阅。这些参考文件, 主要以各代表团出访考察的见闻为基础, 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原因, 初步分析并指出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哪些经验是中国可以吸取的, 而哪些可能并不适用。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进行如此广泛的考察,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些考察和研究只能说是初步的, 但毕竟起到为酝酿中的改革开放方针提供参考和借鉴的作用, 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反响。

会议期间, 与会人员认真研读了这些参考资料, 在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总结发言时, 结合这些参考资料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11 月18日, 林乎加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农业现代化问题时指出, 外国有农业现代化的经验, 我们派了几批人员去参观考察, 会议也发了几个参考文献, 应该组织人认真研究。欧美一些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不是孤立搞农业, 而是在工业、科技发展的基础上, 把现代化的工业、科技成果用在农业上。我们就农业来谈论农业的现代化是“化”不了的。人民公社搞小而全, 什么都自己搞,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很深。这不适于搞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是大规模专业化、社会化。我们的农业投资已经不少了, 但是效果不好, 关键是要打破过去的一套做法, 真正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和方法搞。思想必须解放。人民公社在组织形式上, 书记、主任兼任, 什么行业他都管;有的书记不懂农业;管理人员、农业机械操作人员都未经培训;政策不稳定, 批来批去, 思想混乱。对于这么多年来农业的情况, 应总结一下, 对照现代化的要求检查一下。林乎加的发言是针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试行草案) 》提出的, 但是, 发言包涵了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大思路, 引起与会代表对包括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热烈探讨。

12月1日, 谭震林发言说, 过去我国是既无外债, 也无内债, 那是因为我们实行的是低薪制, 不让卖公债。过去美国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 60年代苏联又逼债, 那时, 想借外债也借不到。自尼克松访华以及中日建交以后, 情况开始变化了。现在各国都看到中国市场大, 争着借款给我们, 我们应该欢迎。“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的状况应该改变了。我们通过贸易公司和银行借款。搞合办企业、补偿贸易、来料来样加工, 办法很多。现在, 大政策已经提出来了, 给群众讲清楚, 群众是不难理解的。难的是体制问题, 所以这次会议主要应该解决体制问题。现在讲权力下放, 就是明确中央和省、地、县委各有什么权, 各负什么责, 工厂也不能一点权也没有。我们在本世纪末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十一大以后我们多次讨论, 当时心中无数。我去日本看了看, 很受启发。他们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也劝我们借鉴。当前, 要做好解放思想工作, 过去我们有许多糊涂观念, 日本友好人士说:你们讲的主权概念我们不懂, 外国帮助你们办工厂, 遵守你们的法律, 你们富强起来就没有主权了吗?我们贷款给你们, 不怕你们还不起, 你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可见, 多年来, 在对外交往中搞了一些框框, 把自己束缚住了。

在思想解放的气氛下, 在与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和借鉴中, 与会者还深入探讨体制改革的目标、方法和手段, 发展中的主要障碍, 如何更有效地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并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

也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后, 中国通过对外交往推动改革形势发展的态势已经十分活跃。1978年10月21—28日, 国务院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北京举行洽谈引进重型汽车技术事宜, 会谈中, 美方使用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英语词汇——JOINT VENTURE” (李岚清语) 。经美方解释, 这个词的意思是“合资经营”。美方还进一步介绍了英国、波兰、南斯拉夫等国举办合资企业的情况。国务院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与美方会谈的简报。邓小平在审阅简报时, 明确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中国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产生了。

正是在广阔视野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 决不能再沿用过去的管理体制、管理方法, 而必须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对传统的体制和方法进行大胆改革, 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会议公报提出:现在, 我们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 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 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改革,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从粉碎“四人帮”后的半封闭状态到改革开放方针的提出, 经过了3年时间。在这3年中, 国门逐开, 各类出访活动从最初的为引进技术服务, 到为改革开放启动服务, 顺应了历史转折的需要。广泛的出访活动, 不仅加强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 开阔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视野, 而且促进了中国对工业文明的了解, 为社会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