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 “四人帮”后, 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面临着两大任务: 一是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的歪曲和误解, 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 二是破除 “两个凡是”, 以科学的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粉碎 “四人帮”后开始的批判极左思潮, 尽管还存在很大局限性, 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辨析, 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对极左思潮解读和定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迷信和盲从, 在形成党内要求 “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强烈呼吁中发挥了作用。随后掀起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是批判极左思潮发展趋势的逻辑延伸和理论展开, 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践成果。就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发展进程看, 批判极左思潮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相互关联又递进发展的两个阶段。在这两个发展阶段中, 批判极左思潮是条件, 破除 “两个凡是”是关键。本文着重对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几个问题作一些深入探讨。
一、“两个凡是”的提出和由来
“两个凡是”的思想和提法并不是1977年首次出现的, 早在1966年就已经有了相似的提法, 而在11年后再次出现, 其内容和实质并没有大的变化, 所需要达到的目的也没有大的变化。但是, 这个提法在1977年提出不久便遭到抵制, 成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契机, 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历史性的转折, 一系列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积极因素出现了。尤其重要的是, 党内要求恢复正确思想路线的力量开始汇聚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极大释放。
1977年2月7日, 《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 《学好文件抓住纲》 的社论。社论的主题是阐述 “抓纲治国”问题, 但是发表后不久, 其中的一个提法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社论在结尾部分写道: “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 “两个凡是”的完整表述。
“两个凡是”写入2月7日社论是有一个过程的。1977年1月, 中央原计划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 在为这次会议准备的领导讲话稿中, 专门强调了高举毛泽东旗帜和稳定局势等问题。之所以强调这些问题, 是与1976年12月中央决定有步骤解决邓小平出来工作有联系。在这次计划召开的会议上, 中央拟就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向大家 “交一个底”。 但是这种情况让讲话稿起草者遇到了一个 “麻烦”: 一方面要稳定局势, 就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 不能讲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又要讲清楚邓小平出来工作是必要的、应该的。文件起草者因此感到十分为难, 怎么说也说不圆满。最终决定讲话稿以突出高举毛泽东旗帜, 稳定局势为主。【1 】 同时, 为了把人民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深入揭批 “四人帮” 上来, 决定另外起草一篇 “两报一刊”社论, 这就是 《学好文件抓住纲》。据当事人回忆, 开始动笔起草社论是在1977年1月初, 但很快就搁置下来, 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撰写中央领导人在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的讲话稿上。1月20日, 讲话稿初稿形成, 这个时候讲话稿中并没有 “两个凡是”的提法。 “两个凡是”出现在稿子里是在1月21日形成的第二稿中。但不久, 中央决定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 改开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召开时间推迟, 同时决定此前搁置的社论稿可以先发表。于是, 撰写和修改社论工作又提上日程。到1月25日, 社论按照讲话稿的内容做了一轮修改, 还没有 “两个凡是”的内容。2月3日, 按照中央分管领导的指示, 要把原讲话稿中关于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内容加到社论中去。就在这一轮修改中, “两个凡是”内容加到了社论稿中。2月3日这一轮社论稿形成后, 有人曾提出, 社论先发表恐怕不合适, 还是党内讲了话以后再发为好。 对于这个建议, 当时负责起草社论的人表示, 先改出来再说。但是随后发生的情况出乎许多人的意料。【2 】 2月4日, 社论稿送审后, 很快就审查通过。2月6日, 起草组就得到通知, 社论稿将在当晚向全国广播, 第二天见报。
“两个凡是”写入2月7日社论的过程表明, 这个提法并不是随意提出的, 也不是随意加到社论里去的, 而是经过反复斟酌的, 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稳定大局, 高举毛泽东旗帜, 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正在解决中的邓小平出来工作等问题可能对 “抓纲治国”产生的冲击。 曾经有一种说法, 认为 “两个凡是”的提出是为了阻止邓小平复出工作, 而从 “两个凡是” 提出的过程看, 之所以出现这种提法, 更主要的是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担心和忧虑, 担心解决具体历史遗留问题会 “干扰” “抓纲治国”的贯彻执行, 忧虑有关问题的解决会动摇对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持和发展。
其实, 这种担心和忧虑并非始于2月7日社论。在粉碎 “四人帮”之后, 这种担心和忧虑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生活的进程。1976年10月7日至14日, 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上, 通报粉碎 “四人帮”的情况, 同时就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10月8日, 中央主要负责人在讲话中指出, 揭批 “四人帮”斗争要注意政策, 这一次就是解决 “四人帮”问题, 批 “四人帮”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 对 “文化大革命”要肯定, 现在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 “四人帮”问题, 不要算他们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 搞 “四人帮”不是因为他们一伙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 他们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 “四人帮”本身是 “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会议发言中, 与会者也指出, 政策问题极为重要, 消除了 “四人帮”, 不要把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否定了。正像给孩子洗完澡, 倒脏水时可不要把孩子也倒掉了。 “文化大革命”消灭了一批批的敌人, 锻炼了群众, 提高了广大人民阶级斗争的觉悟。要充分估价和肯定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但也应该看到有所不足。毛泽东讲 “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 有所不足, 就是七分成绩, 三分错误。三分错误就是全面内战, 打倒一切。这三分错误就是 “四人帮”对 “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 在揭批 “四人帮”的斗争中, 要注意解决有所不足的方面, 有反必肃。但这一次不要打倒一切, 要坚定地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随后, 10月18日, 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强调, 由于斗争极其复杂, 要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在斗争中, 要巩固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要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 保护符合毛泽东关于接班人五项条件的新生力量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可见, 担心和忧虑不是2月7日社论所独有的特征, 解决这种担心和忧虑的方法也不是2月7日社论首创的。在2月7日社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凡是”说, 甚至 “两个凡是”说。 1976年11月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就指出: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 毛主席肯定的, 我们要努力去做, 努力做好。现在把 “四人帮” 的破坏和干扰除掉了, 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3 】 1977年1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的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也提出: “凡是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的就坚决照办, 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抵制, 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4】
仔细辨析会发现, 2月7日社论之前提出的 “凡是”与社论提出的 “两个凡是”在强调的重点上还是有一定差异的。2月7日社论之前的 “凡是”, 主要是针对揭批 “四人帮”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来的, 最主要是担心揭批运动会否定 “文化大革命”。然而, 对于 “文化大革命”, 当时中央的态度非常明确, 就是要总体上加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 “凡是”更多的是对基于党内共识的一种 “强调”, 认识分歧不大。 而2月7日社论发表时面临的问题就要复杂得多。随着揭批运动的深入开展, 人们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到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历史遗留问题上, 例如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天安门事件”等。然而对这些问题的质疑与否定, 无疑会涉及一系列既定指示和决策, 进而涉及对毛泽东思想和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认识和态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 “两个凡是”, 就是一种警惕, 就是为了防止越界而划定的一道 “红线”。
然而, 尽管2月7日社论前的 “凡是”和社论提出的 “两个凡是”有一些差异, 但涉及的实质问题是一致的, 就是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的偏差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 “两个凡是” 是一种 “指导方针”。这种说法是一种误解。所谓 “指导方针”是指为发展某项事业制定的指导原则。说 “两个凡是”是专门制定的指导原则, 就把 “两个凡是” 具体化、政策化了, “两个凡是”是一种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 也可以说是思想路线问题, 而不是 “指导方针” 问题。
而作为思想路线问题的 “两个凡是”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粉碎 “四人帮”后明确提出的 “两个凡是”, 不仅不是这个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的起点, 相反, 它恰恰是在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后, 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走向自己的终点。
对于身处1977年的人们来说, “两个凡是” 的提法并不陌生, 早在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就已经有了。在1965年12月到1966年1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提法。 会议报告指出: 不论在任何时候, 对毛泽东思想都要坚信不疑。凡是毛主席指示的, 就要坚决拥护, 坚决照办, 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 就要坚决抵制, 坚决反对。1967年8月11日, 《解放军报》社论 《为人民立新功》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说的, 我们就坚决照办, 坚决执行。理解的要坚决执行, 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 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就坚决抵制, 坚决斗争。谁反对毛主席, 谁反对毛泽东思想, 谁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们就坚决打倒谁。”1969年 《人民日报》 元旦社论进一步强调: “凡是毛主席已经提出的各项最新指示, 应经常学习对照, 切实执行, 反复检查。凡是违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错误行动, 都应坚决与之作斗争, 绝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5 】
诞生于 “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历史环境下的 “两个凡是”, 从一开始就有鲜明的内涵和目的, 就是对既定指示、决定、方针和政策的坚决维护与完全肯定, 目的是为了 “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个内涵始终是 “两个凡是”的根本内核。粉碎 “四人帮”前如此, 之后也是如此。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 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报告中强调指出: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 继承革命领袖的事业, 捍卫革命领袖的旗帜问题, 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赫鲁晓夫、勃涅日列夫叛徒集团丢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 帝国主义、 反动派高兴, 修正主义得势, 革命人民遭殃。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我们党没有丢这两把刀子, 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赢得了全世界真正马列主义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当前, “捍卫毛泽东思想, 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是我们党中央, 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后来, 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为 “两个凡是”承担责任的讲话中再次谈到, 提出 “两个凡是”的初衷就是 “捍卫毛泽东思想, 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应该说, 粉碎 “四人帮”后重提 “两个凡是”有其必然性。毕竟, 对于一种已经具有相当社会基础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来说, 要在短时间内消除,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问题的关键是, 实践发展已经表明党和国家的事业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 需要有 “识力” 和 “魄力”来推动这个转变。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 “两个凡是”成了实现这个转变的障碍。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 “两个凡是”有一段评述, 尽管这段评述将当时具有一定社会基础的 “两个凡是”完全说成是某个人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 是不够严谨的, 但是对 “两个凡是”实质的分析和阐发还是很有见地的。书中指出: 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认清 “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特别是没有认清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 没有识力和胆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 “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 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不知道只有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发动和坚持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加以纠正, 才能继承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以为既要继承毛泽东, 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重要决定。这种思想集中表现为两句话, 即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拒绝作任何分析的 “两个凡是”的观点, 其实不足以维护而只能破坏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性。【6 】
二、倡导“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作用和影响
在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积极倡导下, 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一大期间, 党内就出现了要求 “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强烈呼声。
面对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局面, 邓小平在千头万绪中抓住思想路线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反复强调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旗帜鲜明地反对 “两个凡是”。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于1977年7月16日开幕, 21日闭幕。这次会议一致通过 《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8月12日, 党的十一大召开。应该说, 这两次会议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仍然没有能够摆脱 “左”的错误影响, 但也正是在这两次会议期间, 特别是会议小组讨论中, 出现了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强烈呼声。
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 中央主要领导人在讲话中没有再提 “两个凡是”, 但仍然坚持 “以阶级斗争为纲”和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强调粉碎 “四人帮”以来 “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中央的决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与上述精神相一致, 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依然充分肯定 “文化大革命”, 认为 “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创举而载入史册”, “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并把 “以阶级斗争为纲”和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 “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针对指导思想上依然存在的严重错误, 在两次会议召开期间, 邓小平及一些与会代表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7月21日, 刚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 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 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 才不至于割裂、 歪曲毛泽东思想, 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方面, 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 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还说: 毛泽东倡导的作风, 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8月3日, 邓小平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为他起草在党的十一大上的讲话稿等问题。在谈话中, 邓小平指出, “两个凡是”不行。形而上学多了, 害死人。有一种风气, 不采取老实态度, 就是吹。这不行。要讲老实, 吹只能骗自己。这个稿子要写得生动些, 要从实际出发。我讲过, 不能用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损害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思想, 不在引用很多毛泽东的话, 而在发挥他的根本思想。【7】
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一大的小组讨论中, 一些代表坚持了邓小平所倡导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要求, 冷静地审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两次会议的议题特别是利用讨论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的机会,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看法, 将事实上已经开启的对 “左”的理论和政策的揭批进一步推向前进, 用实际行动来践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小组讨论中, 代表们首先对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征求意见稿涉及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提出质疑和修改建议。
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征求意见稿对粉碎 “四人帮”以后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党内 “走资派”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唯生产力论”问题和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专政问题作了阐述。
针对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的这些内容, 代表们认为, 从总体上看, 准确地完整地阐述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
关于党内 “走资派”问题。代表们建议应该首先把资产阶级和党内 “走资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阐述清楚, 以驳斥 “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谬论。代表们认为, 在这个问题上, “四人帮”之所以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 目的就是要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有代表指出, “四人帮”名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实际鼓吹取消, 把资产阶级法权说成可以任意加以限制和取消的纯属主观意志决定的问题; 把资产阶级法权所保障的分配上的不平等与剥削混为一谈。对于这些严重搞乱了人们思想的问题, 最好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 清晰有力地加以批驳和澄清。关于 “唯生产力论”问题。代表们强调, 在阶级社会中, 生产总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主要是怎样才叫 “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其中政治挂帅的问题需要很好澄清。【8 】
关于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专政问题。代表们指出, 关键是要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代表们建议把毛泽东过去对文化工作的指示完整地表达一下, 以澄清很多混乱的思想和认识。代表们强调, 我们这个民族有几千年丰富的文化遗产, 在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以后, 也要有历史题材的作品, 文化艺术应该丰富多彩一些。【9】
代表们认为, 澄清四个重大理论问题涉及两大任务: 一个任务是澄清 “四人帮”在这些理论问题上散布的谬论和谣言, 另一个任务是从理论上真正讲清楚这些问题。第一个任务比较好解决, 大家在批 “四人帮”错误言论上的步调是一致的。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 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某些理论问题的认识与研究尚存在分歧、争议, 要立刻统一思想很难。代表们建议, 对学术界提出的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 不要轻易下定义, 不要急于作结论, 如果政治报告作了结论, 学术界就不好争鸣了, 问题也就不好搞清楚了。【10】
之后, 政治报告吸收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小组讨论的成果, 没有直接地、全面地对四个理论问题给予结论性阐述, 这为后来的理论突破留下了口子。
党的十一大的小组讨论继承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小组讨论中表现出来的活跃、坦诚、务实的特点。
在讨论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 代表们指出, 政治报告宣告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讲了收获, 但也应该把毛泽东关于 “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思想讲一讲, 要两点论, 要实事求是地阐明运动的整个过程。不要害怕讲缺点, 讲了缺点, 就更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11】 代表们建议, 政治报告中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的 “整个” “始终”应该删除, 因为在理论上讲不通【12 】。
对党的建设问题, 代表们予以高度关注。 在上海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中, 陈云指出, “抓纲治国”, 首先要治党。要特别注意两点: 第一, 要对抬轿子、吹喇叭和逆风恶浪袭来时随风倒的人保持警惕, 这样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 第二, 要认真做到毛泽东历来倡导的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这样做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有了由高度民主而来的高度集中, 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才能出现。【 13】 在中央直属机关代表团的讨论中, 代表们提出, 党的十一大修改党章报告第六条讲到 “任人唯亲”的 “资产阶级干部路线”问题。“任人唯亲”到底是资产阶级的? 还是封建阶级的? 其实这是封建阶级的东西。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虽然要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思想, 但不应该忽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在社会上, 在政治生活中, 还有相当反映。所以, 我们不仅要批资产阶级思想, 也要批封建主义思想。【 14】
在党的十一大小组讨论中, 最有影响的发言之一, 便是聂荣臻在解放军代表团就党的建设问题所作的书面发言。这个发言回顾了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形成的历史, 深刻阐发了实事求是的内涵。
实际上, 关于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 在粉碎 “四人帮”后的揭批运动中就已经提出来了。 《人民日报》曾开辟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专栏, 连续发表文章强调 “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但是这些文章阐释实事求是的着力点与邓小平、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认识角度有差异。《人民日报》有关文章强调指出, 实事求是最根本的是 “做老实人, 说老实话, 办老实事, 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要求。每个共产党员, 一定要言行一致, 谦虚谨慎, 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的虚夸, 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5】。从这个角度来阐发实事求是, 说的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固然是 “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仅仅强调这一个方面, 不全部也不完整, 特别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也没有抓住 “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根本意义。
聂荣臻的发言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阐发 “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着力点放到了端正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要求上。他在发言中指出, 客观世界充满了矛盾, 充满了变化, 我们的思想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矛盾和变化; 一切正确思想, 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否则就变成形而上学。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就要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 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把基本原理当做行动指南, 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做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我们一定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 从对实际事物的调查研究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性, 据以制订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决不能从主观臆想出发、从原理概念出发。聂荣臻强调指出, 毛泽东一贯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反对理论与实践相脱离, 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毛泽东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教条, 反对把他们的学说说成是 “顶峰” “绝对权威”。毛泽东思想是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不相容的, 是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不相容的。 同时, 聂荣臻也认为, 要坚持实事求是, 还必须重视和提倡调查研究, 说老实话, 办老实事, 做老实人。【16 】
聂荣臻对 “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 作了一次全面完整的阐发, 说明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不仅仅要努力做到主观和客观相一致,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言行一致, 还必须真正认识到客观事物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变化规律, 人们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客观规律,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同时, 要用关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指导实践, 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真理观。
在党的十一大期间, 包括聂荣臻在内的代表们对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剖析与批判, 切中要害, 直接冲击了长期以来僵化思想的束缚和影响, 以生机勃勃的状态凸显了党内思想解放潮流的萌动。但令人遗憾的是, 代表们提出的一系列真知灼见最终并没有被吸纳到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的正式稿中。十一大通过的新党章虽然对十大党章作了一些必要修改, 但代表们提出的意见也没有被接受。
依然禁锢的形势, 推动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继续为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奔走呼吁。
1977年9月, 聂荣臻将上述书面发言稿经过认真修改后, 予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发表时的题目就是 《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文章刊登在 《红旗》杂志第9期上, 9月5日起, 《人民日报》等转载。
9月19日, 徐向前在 《人民日报》 上发表题为 《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文章指出, 我们绝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 不管路线是非, 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 这很危险。当然, 要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 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9月28日, 陈云在 《人民日报 》 上发表 《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一文。文章指出, 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 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坚持毛泽东思想, 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 那么, 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 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 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 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陈云在文章中说, 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这完全不是说要熟读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 拘守这些公式和结论的每一字句。为了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首先就要学会怎样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清楚。毛泽东告诉我们, 只有首先做到了这一点, 才叫入了马列主义的门, 才能建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 即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 否则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条文当教条。陈云严肃地指出, 现在报刊上有些文章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 不是满腔热情地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 用它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报喜不报忧、 靠说假话办事的这种恶劣风气, 至今在一些人中还没有根除。这应当引起我们全党的严重警惕。
尽管这个时候对于实事求是还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在坚持什么、恢复什么上还有不同的取舍标准, 但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 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角度, 就是要 “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很明显, 这个认识内核与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来信的主题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是对邓小平来信的积极回应【 17】。正是在这种形势下, 党内呼吁恢复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声音和力量开始凝聚, 对 “两个凡是”的抵制也随之不断深化, 这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三、批判极左思潮的意义
粉碎 “四人帮”后揭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批判极左思潮。从1976年底开始, 揭批运动点名批判了张春桥的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文章。到1977年初, 理论界对这两篇文章以及相关理论观点的批判, 形成了粉碎 “四人帮”以后批判极左理论和政治纲领的一个高潮。
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发表于学习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运动期间。开展学习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 是1975年初形成的一场群众运动。在运动中, 张春桥和姚文元提出了 “全面专政理论”, 从而把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由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等领域。1975年第3期 《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撰写的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3月1日, 《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该文章包含两个要害问题。一是把林彪集团的出现归结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 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是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文章在总结出现林彪反党集团的教训时, 接连提了五个 “为什么”, 如 “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 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等, 接着总结指出: “现在, 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将攻击矛头直接对准当时正在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
在姚文元文章发表一个月后, 第4期 《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撰写的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4月1日, 《人民日报》转载该文。 这篇文章被称为 “第一次明确地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第一次明确地阐述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 “是丰富了列宁的思想”。在这样一篇 “纲领性文件”中, 张春桥指出, 中国仍然存在变成修正主义的危险。因为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 心不死, 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每日每时在产生着。 必须看到, 在所有制方面, 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 也没有完全取消。因此, 不论是全民所有制, 还是集体所有制, 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 就是说, 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文章强调, 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 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号召, 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 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 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 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 它也不会自己跑掉。
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文章发表后, 1975年5月, 上海出版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 “二重性”, 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 也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 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 是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前提。正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 “四人帮”把社会主义社会中诸如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一切所谓旧制度遗留下的残余都称为 “资产阶级法权”, 认为它们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基础。从此, 在经济领域铲除 “资产阶级法权”, 实现对 “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成为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
针对这些错误言论, 粉碎 “四人帮”后不久, 1976年11月15日, 《解放军报》在揭批 “反经验主义”中首先涉及对极左理论和政治纲领的批判, 点名批判了姚文元撰写的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1月30日 《人民日报》在介绍南京大学召开的批判 “四人帮”大会时, 较为详细地摘登了该校政治系教师胡福明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 长期以来, “四人帮”采取斩头去尾、断章取义、偷梁换柱、肆意歪曲、肆意篡改、拼命封锁、无耻伪造、顽固对抗等种种恶劣手段, 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张春桥的那篇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 摆出 “理论权威”的架势, 胡说什么 “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 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 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 都是先夺取政权, 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张春桥就是这样篡改社会发展史, 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把历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 都说成是首先由政权的变更造成的, 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四人帮”还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 鼓吹一种荒谬透顶的公式, 即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大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走资派又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演变过来的, 因此老干部大部分是 “走资派”。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革命干部任意戴上 “走资派”的帽子打下去。【18 】尽管这个时期的理论批判还有很大局限性, 但是这些批判还是推动了人们对极左理论和政治纲领的整体性反思和质疑。
对 “四人帮”极左理论和政治纲领的揭批在1977年初明显深入, 对其本质的揭露开始涉及被极左思潮混淆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1977年1月26日, 《人民日报》 刊登题为 《一个专卖假药的反革命骗子———从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看张春桥怎样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较为完整地批驳了张春桥 “全面专政”理论的主要论据, 文章得出的结论是: “全面专政”理论马克思没有说过, 列宁也没有说过, 它是 “四人帮”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编造出来的。文章从张春桥 “全面专政” 理论的三个核心思想辨析入手, 揭露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篡改和歪曲。
第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张春桥 “全面专政”理论的要害在于, 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核心内容加以篡改和歪曲, 然后将其作为 “全面专政”理论的基础。而马克思在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说: “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 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 2)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 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9 】 这里说的第一点, 马克思把它称作是他的新贡献之一。对于这个思想, 恩格斯、列宁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做过大量阐述。 其实, 道理很简单, 阶级的产生是生产不发展的结果, 而阶级的消灭也以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前提。这就是马克思的第一点所包含的基本思想, 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 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指针。可是, 张春桥却大讲 “消灭阶级” “打土围子”, 一直到要 “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 根本无视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因此, 揭批文章认为, 张春桥的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第二, 关于 “全面专政”理论概念的由来。 张春桥篡改列宁语录, 伪造 “全面专政”理论概念的来源。张春桥的文章说: “列宁指出, 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 流血的和不流血的, 暴力的和和平的, 军事的和经济的, 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 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 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 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张春桥这段话引自列宁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一书, 但原文意思与张春桥所引大相径庭。原文是: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 流血的和不流血的, 暴力的和和平的, 军事的和经济的, 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可见, 列宁没有说过什么 “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样的话, 这是张春桥的伪造。列宁在整个一段文章中讲的是关于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的问题。列宁指出, 对于小商品生产者, 不能驱逐, 不能镇压, 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 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不仅从自己的队伍中产生资产阶级, 而且从各方面包围、浸染、腐蚀无产阶级。列宁说,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很长期、很缓慢、 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来改造和重新教育小商品生产者。【20 】 因此, 揭批文章指出, 张春桥把对涉及千百万人的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斗争篡改成 “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要用 “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把它们打光, 实际上就是鼓吹全面专政。
第三, 关于所有制改变的条件和按劳分配不可避免的条件。张春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否定在夺取政权以前, 所有制非 “大规模地”改变的可能性, 认为按劳分配不可避免的根据是 “两种所有制并存”, 一旦整个社会都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按劳分配就可以避免。但是, 不论马克思还是列宁, 从来没有把两种所有制并存作为按劳分配不可避免的根据。《哥达纲领批判》清楚地指出, 按劳分配的存在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 “痕迹”, 还不能消除。
张春桥关于 “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理论, 实际上为 “文化大革命”在经济基础领域进而到上层建筑领域的 “斗争”和 “革命” 找到了理论基础。对这个错误理论的批判, 从本质上看, 是对 “文化大革命”极左理论纲领的批判。
尽管由于受到 “两个凡是”的干扰和影响, 批判极左思潮还存在很大局限性, 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毕竟已经触及事关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 让人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也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对极左思潮解读和定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迷信和盲从, 使人们在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获得了解放。随后掀起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就是这个发展趋势的逻辑延伸和理论展开, 并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践成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 由于 ‘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 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 ‘四人帮’, 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在这个问 题上拨乱 反正, 十分必要。”【 21】 可见,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要做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正本清源。但是真理标准问题上的正本清源, 又与批判极左思潮中对具体理论和观点的正本清源不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解决的是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问题,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具有重大实践指导意义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 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 越看越重要。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我们党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 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 是个政治问题, 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2 】 实践证明,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明确了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 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明确了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就是实事求是; 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 党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彻底摆脱了 “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 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这为实现全面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 带来了党和民族的新的伟大觉醒, 孕育了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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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小组讨论中的发言 (1979年2月2日) 。
2.龚育之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小组讨论中的发言 (1979年1月24日) 。
3.《在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京隆重举行》,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1日。
4.《中共中央发出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通知》, 《人民日报》1977年1月27日。
5.《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人民日报》1969年1月1日。
6.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年, 第417页。
7.《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 (上)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 第162——163、170页。
8.方毅、姚依林、张平化在十届三中全会小组讨论中的发言、朱穆之在十届三中全会小组讨论中的发言 (1977年7月19日) 。
9.谷牧在十届三中全会小组讨论中的发言 (1977年7月19日) 。
10.方毅、姚依林、张平华在十届三中全会小组讨论中的发言 (1977年7月19日) 。
11.党的十一大中央直属机关代表团小组会议简报 (1977年8月14日) 。
12.胡耀邦在党的十一大小组讨论中的发言 (1977年8月16日) 。
13.《陈云年谱 (1905——1995) 》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 第211页。
14.张香山在党的十一大小组讨论中的发言 (1977年8月16日) 。
15.《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专栏“编者按”, 《人民日报》1977年9月5日。
16.聂荣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人民日报》1977年9月5日。
17.1977年4月10日, 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 指出:“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 我特别高兴, 在华主席的讲话中, 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 做什么, 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 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就在这封信中, 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 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 胜利地推向前进。”他希望:“如果中央认为恰当, 我建议将我这封信, 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 印发党内。”4月14日, 邓小平再次致信华国锋和叶剑英, 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这封信的有关情况。同日, 华国锋在信上批示:“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 经研究后确定印发的范围。”5月3日, 中共中央以15号文件的形式, 将邓小平4月10日的信和1976年10月10日的信在党内印发。
18.《剥掉“四人帮”画皮大长革命人民志气》, 《人民日报》1976年11月30日。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547页。
20.《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154页。
2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民日报》1978年5月12日。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