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就像一道坎横亘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横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横亘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中。从这一年向前延伸44年,是所谓“康乾盛世”余晖散尽的年代。再从这一年向后延伸54年,便是甲午战争爆发的日子,中国逐步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境地,中华民族一步一步迎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
如果从“康乾盛世”算起,清王朝独享百年“盛世”,衰亡仅在 44 年间。其势也速,其意也深。
其实“康乾盛世”的命运不在于“落日是否辉煌”,关键在于落下去的“太阳”,正在另一个地平线上升起,而安享“盛世”的人们却全然不知。直到 1872 年,一个被尊称为“再造玄黄”的人发出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的惊叹,但一切都为时已晚。而这个看似清醒的人,恰恰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严重的卖国条约的签订者,他就是李鸿章。
“天下”正在变成“世界”,而世界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其中的蛛丝马迹其实早已在“盛世”中呈现。但是,“盛世”太令人陶醉了,逮奉这样的圣朝,“天下”除了沐浴清化,叩享龙恩,哪还能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1780年6月11日,乾隆皇帝结束了为期五个月的第五次南巡回到了京师。沿途所见,生机盎然。龙心大悦的乾隆遂多次颁发谕旨,所有经过直隶、山东等地,当年应征要丁钱粮,蠲免 3/10;凡老民老妇,均加恩赏赉。经过山东时,他派遣官员至曲阜祭祀了先师孔子。沿途他遣官祭拜已故河道总督靳辅、齐苏勒,大学士嵇曾筠、高斌等祠,亲自视察清口东坝等地堤工。他还在杭州、江宁等地阅兵,召见和加恩江浙地区的士绅,拜谒了明太祖朱元璋孝陵,颁布了移风易俗的谕示。此时此刻,帝国盛世依然。
就在乾隆返京后不久,朝廷又开始为另一件大事忙活开来,这就是为即将到来的乾隆生日庆典做准备。这一年乾隆 69 岁,按照中国人庆生“男进女满”传统习俗,乾隆过的是 70 岁寿诞日。逢这样的整日子,庆典筹备工作自然要隆重很多,这也惊动了不少友好邻邦纷纷派出使节来朝贺寿。
7 月 25 日清晨,一队人马正在渡过鸭绿江。由于鸭绿江上游连日大雨,江水大涨,水流湍急。这队人马的一位成员萌生了退意。他在日记中写道:“一雨成霖,两江通涨”,“水势益盛,木石俱转,浊浪连空”,“遥瞻前途,溽暑蒸人;回想家乡,云山渺漠”。“怃然退悔……无可奈何”。写下这些文字的人叫朴趾源。他是朝鲜 18 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而他随行的这队人马正是朝鲜派往清朝给乾隆贺寿的使节团。
实际上,朴趾源并不是使节团的正式成员。使节团的正使是朴趾源的堂兄朴明源,应堂兄的邀请,已经隐居多年的朴趾源怀着“观光帝王州”的想法随团出访。可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旅途伊始就遭遇困境,这大大出乎朴趾源的意料。但是,已然上路便很难退回去了,心境忧郁的朴趾源只好跟着继续前行。
朝鲜使节团由鸭绿江取道东北,经盛京、山海关入北京。当他们到达北京的时候,乾隆因避夏暑去了热河行宫。使节团遂又转赴热河。整个行程历时三月有余,纵横5000 多里。
与匆匆赶路的使节不同,一路走来,朴趾源时刻注视着周遭的一切。沿途所见新奇而震撼的景象让他内心翻江倒海,久久不能平静。他遂拿起笔来把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辑成《热河日记》。于是一幅描绘当时世界上最强盛帝国的“清明上河图”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往盛京途中,朴趾源看到“来商去旅络绎不绝”。他描绘道:“今行千余里之间所经市铺,若凤城、辽东、盛京、新民屯、小黑山、广宁等处,不无大小奢俭之别,而盛京为最,皆纹窗绣户。夹路酒肆,金碧尤盛……其招牌、认榜竞侈争华,即其观美,浪费不啻千金。”盛京繁华的市场让他眼界大开,“通衢筑台,为三檐高楼。楼下出十字路,毂击肩摩。热闹如海。市廛夹道,彩阁雕窗,金匾碧榜,货宝财贿充其中,坐市者皆面皮白净、衣帽鲜丽”。来到清朝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北京,朴趾源更是目不暇接。在报国寺内,他看到:“月三五为市日,海内百货辏集佛殿。三寮厢周遭,而居僧鲜少,皆京外商旅,无异贵……中间为大路,里铺罗列,车马闹热,不独市日为然也。”而在隆福寺,“百货盈庭,珠玉珍宝之物磊落宛转于履屐之间,令人足如也,心怵如也,而视瞿瞿也”。他看到内阁学士嵩贵,放下官员的威严,亲自来到这里和商人交易,不仅啧啧称奇,而且也真切地感到商品观点在当时的中国是怎样的深入人心。
发达的经济风貌尽显盛世风采,对此,朴趾源由衷地赞叹道:“余谓《史记》苏秦说齐王曰‘临淄之道,车毂击……’始以为过矣。今观于九门,信然……然后益知古人言语之字,不谓虚辞夸炫也。”
这个时候的中国,的确令人神往。据学者朴莲顺、杨昕统计及研究表明,当时,全世界人口超过 50 万的大城市只有十个,中国就占了六个。乾隆十五年(1750 年),中国的生产总量(GDP)就占世界的32%,居世界之首。同期,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意大利的GDP 总和占世界的 17%,只有中国的一半稍多点儿。据清朝官方统计:康熙六十年(1721年)底,全国土地已达 7.3 亿亩;雍正时增长到 8.9亿亩,乾隆末已超过 10 亿亩。而人口增长尤为迅速,继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突破一亿人口大关后,仅过半个世纪,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突破了三亿,人口的迅速增长标志着农业已发展到了很高水平。在财政方面,康熙末年,国库存银 1000 万两;雍正五年达到 5000 万两;乾隆朝最盛时,国库存银高达 8000 万两。国家财政充足,惠于民施,大规模减免钱粮。据《清圣祖实录》统计,自康熙元年(1662 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累计免去全国地亩人丁银共1.17亿两。又自康熙五十年(1711年)起,三年内总减免全国新征、旧欠,共银 3206 万余两。同时宣布“自是后年所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两项决策,实属空前之举。乾隆时,先后四次减免全国钱粮,总额达 1.2 亿两。此举堪称中国历史之最。
泱泱帝国的子民正沐浴在繁华富足的光芒中,悠然恬适而又威风凛凛。但是谁能想到,这个已经持续了百年的盛世隐忧已现了。
从 GDP 总量看,当时的中国的确居于世界前列。但著名清史专家戴逸认为:英国、法国的 GDP 总量虽少,但两国人口仅 3500 万,人均 GDP 高于中国。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均衡发展,互相促进,已经突破了封建社会的临界点。中国的 GDP 虽高,但人口多,人均 GDP 少。它还是封建专制国家,很少与外国交往,而且固守旧传统,轻视科技与工商业,不具备持续发展的条件。由于这一点,英国、法国在经济上即将起飞,超过中国。
1793 年 8 月,当英国使节团乘坐的英国舰船浩浩荡荡驶抵天津大沽口时,引来众多的围观者。
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节团也是来给乾隆贺寿的。这一年乾隆82 岁。
清朝高规格地接待了马戛尔尼使节团。
东方大国的一切依然让这些英国人感到新奇和感叹,但是与 13 年前的朝鲜使节团相比,这种新奇和感叹中,已经少了一份羡慕和崇敬的意味,多了一份轻视和掘取的野心。
注视着北京的一切,使节团成员巴罗很不以为然:“这个著名城市给人的第一眼印象既不足以勾起巨大的期待,也不能引发深入的了解。”“在北京,连一根高耸于屋宇之上的烟囱都看不见。所有的屋宇都差不多一般高,加之街道纵横笔直,就像一个大营地似的外貌统一,整齐而呆板。”
使节团成员斯当东感到疑惑:“除了在广州而外,中国人对一切外国人都感到新奇,但关于这些外国人的国家,他们却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 ‘中华’,一切思想观念都出不去本国的范围。”“他们的书上很少提到亚洲以外的地区,甚至在他们画得乱七八糟的地图上也找不到亚洲以外的地方。”“对于更远的区域,中国政府,如同外国人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一样,只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其余社会人士对于任何中国范围以外的事物都不感兴趣。”
9 月 14 日,马戛尔尼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一派喜庆祥和之气。
之前,乾隆想要看看英国的国书,但是臣子们回答正在翻译中。无非是些恭贺溢美之词,不看也罢。9 月 21 日,贺寿使节们离开后,英国的国书才翻译出来。乾隆不看则已,一看大吃一惊。国书上写明,此次使臣来华的目的是为了两国互通有无,增进贸易;要求派臣使驻华;要求保护英国人,等等。刹那间,乾隆心中的寿喜之气荡然无存,一股从来不曾有过的惊恐和愤怒充溢于胸。
第二天,乾隆就让军机处给负责接待马戛尔尼的钦差大臣长芦盐政徵瑞发出文告,要他催促马戛尔尼等人早日回国。同时,作为对国书内容的回应,乾隆立刻发出敕谕,通过在北京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和珅交给英国人马戛尔尼。敕谕明确拒绝了英国派使驻华的要求,认为不合体制,无益贸易,也无益教化。
匆忙的拒绝,似乎让马戛尔尼很意外,也很不理解,是不是清朝皇帝没有看懂英国方面的意图。于是,他再次上书,更加具体地提出了六项要求:请英国货船将来能到浙江、天津等地收泊;请在京设立商行;请求珠山(舟山)附近小场一处,以便商人停歇和收存货物;请求在广东省城拨给小地方一处居住英国商人,或准许澳门居住之人出入自便;请求英商自广东下澳门,由内河行走,货物或不上税,或少上税;请求确定船只关税条例,照例上税。
乾隆帝看后又一次大怒,在第二封敕令中对这六条全部予以驳斥,并再次催英使团立刻启程回国。使团因准备不及,请求延期离境,结果只争取来两天的宽限期。至此,马戛尔尼才清楚,不是乾隆没有看懂他的意思,而是乾隆压根就不打算与他交往。
在这场著名的中英外交事件中,对彼此的触动都很深刻。让乾隆不解和惊恐的是,原来一向恭顺的“西洋人”怎么变得如此的不敬,而让马戛尔尼等人感叹和唏嘘的是,这个所谓强盛的东方大国不仅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可怕,而且它实际上已经“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 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马戛尔尼悻悻地走了,乾隆和他的大臣们也许会为躲过了这个不知好歹的洋人而长长地出口气。但是,让乾隆和他的大臣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躲过了马戛尔尼的步步紧逼,却躲不过一个已经开始了的全球大变局的轰然来临。
实际上,马戛尔尼使团能够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本身就传达了新兴大国崛起的强烈信号。
在乾隆出生之前,1522 年,麦哲伦船队就完成了环球航行,标志着地理大发现的完成。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频频叩打中国的大门。
而乾隆所处的18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正是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乾隆在位60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向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传播,19世纪传至北美。“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波全球”。
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人类文明也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1748年,乾隆十三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1795年,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新兴大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建造更多的大舰巨舶,组织更多的商贾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财富、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美国独立条约的墨迹未干,当其还处于英国的威胁之下时,“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寻求贸易”。到达中国的第三只船“实验号”只有 84吨,乃至被认为是近海帆船,充分展现了愿意为可能获得的利润冒最大危险的精神。据估算,英国在 1757—1857 年的 100 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就达 120 亿金卢布;1701—1810年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引自《落日的辉煌—17、18 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
然而外部世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盛世”中的帝王不能也根本不想看到。1787年,已经当了52年皇帝的乾隆写了这样一首诗: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拯盛,盈虚默念惧憎哉。
乾隆言简意赅地写出了西洋人的东来和自己的抵拒,表达的不是一种识断,而是一种态度。而已经再不用看别人脸色行事、野心勃勃的西洋人,怎么可能会被一种态度阻拦住劫掠的步伐呢?于是,列强打上门来,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和屈辱史便开始了。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国割让香港,赔款 2100 万银圆,开放五口通商,以及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主权,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丧失大片领土,除割让给英国九龙半岛外,割让给沙俄的领土达 150 万平方公里。圆明园被烧毁。外国侵略势力从沿海深入内地,从东南沿海扩展到东部沿海。
1883 年 12 月至 1885 年 4 月的中法战争,清政府不败而败,签订《中法新约》,中国西南门户洞开,不仅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而且进一步刺激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加快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
1894 年 7 月至 1895 年 4 月甲午战争失败,签订《马关条约》。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三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10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饱受欺凌 50多年。
1900 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签订《辛丑条约》而告结束。《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它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甘当“洋人的朝廷”。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至此,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00年8月14日,北京沦陷。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往山西。清王朝的首都,成了八国联军脚下的废墟。
随八国联军采访的俄国《新边疆报》记者扬契维茨基,描述了他所看见的北京被攻陷当天的情景:
傍晚,万籁俱寂,枪声早已停止,我重新登上城墙,眺望城市。在这个古城的上空,曾经从夜里两点到下午两点,到处纷飞着令人生畏的弹药:燃红的铅弹,钢铸的榴弹,甚至还有中国人用生铁制成的古老的炮弹。在这寂静的古老城墙上和在这神圣京都的城墙下,人们的鲜血一直流淌了十二个小时。
无云的天空,好像因为受到地面上大炮的致命轰鸣声而震撼和搅动,忧郁得使自己明朗的蔚蓝色变得暗淡无光,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铅色乌云……
北京沦陷了。
8月17 日,《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森也致电《泰晤士报》:
西什库教堂昨天被解救,北京目前完全由外国势力控制。抢劫正在有组织地进行。法国和俄国的旗帜,飘扬在故宫最好的地段。据信那里埋有皇宫财宝。日本人占据了一个宝库,据说里面藏有50万两银子(约合62500英镑)。慈禧太后、皇帝、端王等高官逃亡到山西的太原府,然后从那里前往西安府(西安)。《北京公报》已于 13 日停刊。此地已无政府。
9月24日,莫里森再次致电《泰晤士报》:
由俄国人实施的对颐和园的有组织的洗劫已经结束。每件值钱的东西都被装走。
中华民族的命运会是怎样的?中国会向何处去?这个命题是个永恒的命题,既新鲜又古老。每个时代都有“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 19 世纪之后会走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历史已作了答复。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 20 世纪的。那时候,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仿佛只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暗淡的前景。这种境况的出现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正是在一些国家和民族向“新时代”大踏步迈进的时候,中国掉队了、落伍了,这仅仅是 100 年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但是历史的必然不是历史的宿命,创造过灿烂文明的中国人民,是绝不甘心长期忍受任人宰割的屈辱命运的。正是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顽强奋斗中,中国人民写下了 20 世纪人类发展进步的壮丽篇章,而今正在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步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