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

作者:张宏志    发布时间:2012年11月30日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志:

今天,中央文献研究室邀请室内外专家学者举行《中国道路: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与实践新发展》专题座谈会,是为了通过回顾和梳理我们党十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加深对胡锦涛同志七月二十三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进一步提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以此来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在这里我首先对各位室外专家学者的与会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围绕这次座谈会的主题,谈两点看法,与同志们交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是科学的指导思想,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

自从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全世界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期间既取得过伟大的胜利,也遭受过惨痛的挫折。百余年来的光荣与梦想、成功与失败、理想与现实,推动着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经过一段高歌猛进的历史阶段之后,逐步遭遇到发展中的困难。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过一番改良和调整之后,重新获得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变化,也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并未到来。这一切,使得全世界共产党人都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这些问题亟待回答。中国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经历了“文革”的严重挫折之后,尤其面临着一个重新确立国家前进方向的课题。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改革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回答,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和发展历程。这一理论体系产生于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绝不是偶然的,这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研究当代世界与中国问题的成功实践,也有其历史的必然因素。

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一方面,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又一次工业革命显露端倪。这使得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信息化深入社会各个领域,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碰撞更为激烈,世界的发展变化速度日益加快,各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随之加剧。而在中国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出现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人民群众中出现了利益差异和价值观念多元化,人民内部矛盾有了新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一般性规律的作用下,一些传统观念中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出现的社会现象,出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许多基本理念受到冲击,亟需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党建设理论的与时俱进。面对变化了的世界与中国,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把党的长远奋斗目标与现实任务统一起来,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如何在首先满足中国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同时,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始终把最广大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始终使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如何使党在激流勇进的世界潮流中把握好中国航船的舵轮,不断调动全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增强全社会的创新能力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使中国在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一切要求共产党人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党,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时代要求重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先进性和代表性,创造性地在未来与现实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把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有机统一起来,把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作用有机统一起来。这一思想从时代的要求出发,以能否始终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回答了在当今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也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际国内形势又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点。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趋缓,内部矛盾上升,发展中大国呈现集体崛起势头,世界力量格局处于新的大变动、大调整的前夕,国际竞争更趋激烈。在中国国内,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这种高速发展带来的不均衡性,以及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中所积累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资源、环境、市场约束不断增强,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经济对外依存度上升而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中国利益范围向全世界扩展而外界对中国的疑虑也在增加,中国发展的压力和成本大大上升。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日益强烈,而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社会群体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使各种不满情绪有所抬头,社会内部张力急速增大。不经意间,世界已不同于原来的世界,中国也已不同于过去的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具有的一些相对优势逐步消失,继续发展的难度日益增大。我们追求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如何应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带来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破解继续发展的瓶颈,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又一道难题。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对自身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进行深入的反思,认真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对这样一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始终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并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在党的十六大上,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描绘了一个全面发展蓝图。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巨大惯性,回答这一历史性课题成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党中央根据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审时度势,在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思路上取得了巨大突破,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为中国今后的长远发展指明方向。这一重要指导思想的提出符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回答了当今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同时也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大成果形成发展的历程来看,这些理论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都有其客观历史的必然性。这些重要理论成果,不断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前进方向和领导力量、发展道路等重要理论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历程,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也符合一般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在这里,事物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和发展脉络与演变规律是完全一致的。往往是一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下一个问题就会突出出来,而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恰恰又是对前面问题认识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遍性意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贡献。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理论的长期指导作用。

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当今中国各类突出问题的指导方针和根本方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二〇〇八年世界金融风暴之后,国际形势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一方面,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日经济增长乏力,西方发达国家长期陷入经济低迷状态,相对力量下降,国内不稳定因素上升,极端主义、排外倾向抬头;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加紧对外转嫁危机,拖累整个世界经济下滑,引发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东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社会动荡,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借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妄图把动荡引向特定的目标。这一切,使国际局势中的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这些新情况、新特点对中国也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方面,中国成功应对了世界金融危机,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大大增强;另一方面,中国发展也极大刺激了西方敌对势力,恐华、反华、遏华声浪日渐高涨。美国实施战略重点东移,积极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综合运用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多种手段的所谓“巧实力”对我施加压力。我国虽然成功应对了世界金融危机,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稳增长、保民生的压力和成本大幅度上升,国内的社会张力仍未得到有效释放。国内外敌对势力则利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乃至个别事故和案件,大肆唱衰中国,散布怀疑主义情绪,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焦虑、急躁、埋怨情绪和某些以“左”和右的面貌出现的错误思潮。如何正确判断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牢牢把握中国的前进方向,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是我们党目前面临的紧迫任务。胡锦涛总书记七月二十三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回答了党内外的种种疑虑,他指出:“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我们要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奋力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为我们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全面、深入学习领会这一讲话的精神。

首先,我们要正确判断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飞速发展,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巍然屹立、一枝独秀,进一步印证了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在科学发展的征途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中的困难、成长中的烦恼。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在飞速变化。就国际环境而言,我国正处于将强未强的成长期,中国力量的壮大引发了世界力量格局的重新调整,我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必然加大。就国内环境而言,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快速发展,各种矛盾必然集中爆发。我们要正确认识到,出现这些问题并非是我们道路选择的错误,而恰恰是我们成功道路上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克服这些困难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咬紧牙关,顶住压力,毫不动摇,奋勇向前,才能冲破难关,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第二,我们要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之路。大变化意味着大挑战,也带来了大机遇。目前,我们面临的正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国内外形势的剧烈变化提出了空前挑战,也孕育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遇到了未曾见过的困难,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克服困难的能力和手段。成功与失败就在于“危”与“机”的转换之间。实现这一转换的关键在于能否坚定不移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没有变,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历史任务也没有变。经济建设仍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但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克服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解决民生困难,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科学发展;战胜外部挑战,赢得国际竞争,也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破解当今中国一切难题的关键,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第三,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沉着应对各项挑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就要正视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不断寻求解决的方案。改革开放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我们解决前进中问题的出路和动力。当前我国的改革任务远未完成,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科学发展,尤其需要深化改革。在制度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的情况下,加快改革步伐,完善各方面的制度、体制,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只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定走科学发展之路,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体制改革,我们就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告诫我们: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相对于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而言,这一告诫更显示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胜利完成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动摇,就要不为内外各种压力所屈服,不为“左”和右的各种错误思潮所干扰,坚定不移地按照我们选定的并且已被以往实践证明成功的道路走下去。不懈怠,就要坚持推进改革创新,不停滞、不倒退,勇于面对种种困难,扎实解决各类问题。不折腾,就要坚持我们既定的战略步骤,不随外界风向变化而起舞,不因一时得失诱惑而自乱步调。我们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胡锦涛同志七月二十三日的重要讲话,更加坚定地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提高理论自觉性,以更好地宣传、捍卫党的基本理论,为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这是作者在“中国道路: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与实践新发展”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后发表于《毛泽东邓小平研究》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