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支持下，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教训，把握当今时代特征和发展潮流，作出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思路，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天地、新境界，也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艰辛探索之路。回顾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深入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提高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艰难中起步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开创性事业，从何做起、如何推进，更是千头万绪。国内外有很多人断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能结合，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扼杀市场活力，就是市场经济演变社会主义制度。更有人妄言，搞了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如何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场巨大的考验。

1.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党中央和江泽民在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初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四个字是“画龙点睛”。强调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的不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中央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一方面注重深化改革，积极培育市场体系；一方面注重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只能用深化改革来冲破发展中的障碍，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1993年3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明确指出：加快经济发展，关键是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路子。根据这一指导思想，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步骤作出总体规划。此后，国务院又先后出台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破解了改革中的难题，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同一时期，针对市场经济改革初期出现的问题，中央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1992年后，面对日趋显现的经济过热和某些经济领域中的混乱现象，江泽民多次批评那种认为搞市场经济就可以离开国家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的错误认识，指出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强调必须以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来克服市场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和消极方面。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就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十六条措施，为克服当时的混乱局面、逐步消除经济过热奠定了基础。并以此为开端，摸索出一条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的路子。

正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1993年，党中央提出了以速度与效益相统一为原则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要求。1994年确定“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20个字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首次提出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思想。1995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12个重大关系，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国家在改革和发展指导思想上遇到的主要问题，初步将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经验概括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这12组关系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能否处理好这一关系，决定着改革开放成败。江泽民反复强调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要求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这一思想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已经找到了一套在复杂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有效方法。

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不仅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整套充满活力的经济制度和机制，搞活微观经济。其中有三个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第一，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地位，建立统一、有序的社会主义大市场。经过几年的摸索，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一系列提法上的新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第二，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提高它们的素质。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1993年，党中央确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当年11月，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并就现代企业制度特征和要求作出了规定。1995年后，中央又先后提出了企业改革要与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搞好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一般国有小型企业等一系列改革思路，为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扶持和保护农业，解决好“三农”问题。农业是社会效益高而比较效益低的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受到忽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予以高度重视。江泽民在1992年的武汉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199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强调要建立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和城乡统一的市场体制，建立农业生产的保护支持体系。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党最终形成了以建立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同时，党中央和江泽民还先后提出了农业走种养加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发展道路；二、三产业加强对农业的支持，逐步形成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的机制；走开发式扶贫的路子，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在条件具备时引导农民走集约化发展道路，实现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新的飞跃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进而形成了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和发展农业的新思路。

3.把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与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统一起来。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过程中，不仅要克服旧的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体制型障碍，还面临着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结构型障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调控经济，以及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了过度依赖增加投资、扩大规模、铺摊子、上项目的外延扩张的发展模式，存在着大量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相背离的“大而全”、“小而全”现象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造成了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低下，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与旧的经济体制的遗存相互纠结在一起，阻碍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在了重要地位。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要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1993年后，随着经济过热现象的出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更加突出。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正式提出了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把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与实行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一起，列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关键。

要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既要深化改革、建立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也要靠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靠在科技进步和教育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于1995年正式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提了出来。

这些重要战略思想的提出，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相互配合，对更新我国经济发展思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进而推进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到1996年，我国克服了经济过热，控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了“软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宏观调控，首次打破了过去那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死了再放”的经济发展怪圈，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也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

二、在前进中战胜新的困难和挑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1995年提前五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随后又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第三步战略目标如何实现，成为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新问题。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要求作了规划。报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发展目标，首次提出了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小三步走”战略构想，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规划出具体步骤。

随着我国经济长期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商品供应日渐丰富，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这使得我国出现了生产能力的结构性相对过剩，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的约束。这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一方面，它改变了社会主义经济是“短缺经济”的传统面貌；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由于市场经济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变尚未完成，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遇到有效需求不足时，各种新老矛盾相互交织，同时显现出来。同时，在市场的作用下，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恰在这时，1997年又出现震动全球的亚洲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低迷，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我国沿海地区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这些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趋势，工厂开工不足，企业效益下滑，下岗失业人口大量增加，经济发展遇到一个新的瓶颈。

面对这种新的挑战，党中央沉着冷静，采取了一系列有力对策。一方面采取应急措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另一方面继续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克服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困难。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党中央及时作出反应，于1997年12月发出通知，要求“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努力防范金融风险”。1998年2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上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提出了“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应对方针。强调要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启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市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中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确保人民币不贬值，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这场危机。与此同时，中央高度重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1998年5月，中央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努力突破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这一企业改革的难关，为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提高活力创造条件。1999年4月至8月，江泽民先后主持召开五次企业改革座谈会，对企业改革中的难点问题进行调研，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结构、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大力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切实解决国有企业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加快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等一整套企业改革和脱困的思路。同年9月，根据这一思路，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在多方努力下，我国继战胜通货膨胀之后，又遏制了通货紧缩的趋势，突破了改革中的又一个难关，这也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走向成熟。

与此同时，党中央和江泽民对于我国的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

1.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在我国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之后，中央及时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方针。1998年12月，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带根本性的方针。根据这一思想，扩大内需的方针由应对危机应急措施升华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战略，并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因此，扩大内需要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江泽民多次强调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要通过改善人民生活来促进提高消费要求的增长，这一时期，中央对于提高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收入的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

2.走城镇化道路，逐步解决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水平，直接影响中国现代化的水平。鉴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束缚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限制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1999年11月，江泽民根据形势的发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2001年12月，他在主持召开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座谈会时，对农村城镇化建设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提出要逐步解决我国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他指出：提高我国的现代化水平，解决农民就业和增收问题，必须调整农村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走工业化、城市化的路子，把农村人口尽可能多地转移出来。这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共同规律，是一个大方向。我们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这条路。这些论述，把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3.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历史形成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严重影响了地区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空间，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1993年6月，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经济座谈会上就提出了加快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些思路，要求西北地区加快找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子。1999年后，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江泽民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1999年6月，他在西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如果看不到这些条件，不抓住这个时机，不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就会犯历史性错误。2000年6月，他在西北地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进一步阐述了西部大开发的意义。他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将为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开拓新的广阔空间，并进一步指出，加强国内经济联合，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使东、中、西部地区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经济，将大大提高我国生产社会化水平和经济效益、竞争能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凝聚全国力量参与国际竞争和拓展国际市场。中央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逐步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认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意义。根据中央的决策，国务院于2000年10月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的通知》，正式启动了这一世纪工程。

4.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央相应提出了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新要求，强调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这一时期江泽民还就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的出口战略，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推动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容量和资源条件的限制，我国开始注重企业“走出去”的问题。1996年7月，江泽民在河北唐山考察工作时就明确提出：要加紧研究国有企业如何有重点有组织地走出去，做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这篇大文章。1997年12月，江泽民在会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2000年后，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在“走出去”的问题上，不仅要从我国现在的实际出发，还要着眼于国家长远的发展和安全，在新的条件下扩大对外开放，必须更好地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举、相互促进的开放战略。

江泽民的上述战略思想，是紧密联系、相互协调的整体。把这些论述综合起来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扩大国内需求与推进对外开放相统一、投资拉动与消费拉动相结合、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思路。其核心思想就是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开拓更大的增长空间，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更上一层楼。这不仅仅是克服当时困难和挑战的应对性措施，而且是具有长远指导作用的发展战略，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有重要意义。

三、新阶段、新思路、新目标

在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止步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在深入分析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中国的特点，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战略性思考，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作出长远规划。

1.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世纪90年代末期，世界和中国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世界范围的新技术和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发达国家进入新一轮经济调整周期。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也面临廉价劳动力优势日渐消退、产业升级的压力。1999年11月，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分析了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别是科学技术和新兴产业飞速发展的趋势，联系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就必须对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他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着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从国内看，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物资相对充裕，为我们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国际上看，世界范围内的结构重组和产业升级，也为我们提供了良好机遇。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要着力点，在发展中加快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中促进发展。他特别强调，这次经济结构调整不是暂时性、局部性调整，而是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不仅要对低水平的、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的落后生产能力坚决进行压缩，又要加快发展短缺的、技术含量高和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能力，特别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要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还要对地区和城乡经济结构进行合理调整；不仅要解决当前的市场供求问题，更要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着眼于长远发展。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对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作出了部署。江泽民在全会上提出了进入新世纪的发展方针：我们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方针，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科学概括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动力、发展方向和根本目标，把发展先进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实现广大人民利益统一起来。可以说，这一方针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石之一。

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关键是要广泛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占领知识经济时代的制高点。这就要求我国大力提高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能力。为此，江泽民提出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路子。正是在强调创新的基础之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思想。2000年8月，他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就为我国加快发展先进生产力，努力在21世纪先后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进而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规划出前进道路。

2.抓住20年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小三步走”发展战略。在世纪之交，为适应历史新阶段的发展要求，必须进一步完善“小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更具体、更全面的发展目标。对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作出了部署。2002年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文件起草组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21世纪头20年为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分两个1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两番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大确认了这一目标和任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要求，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辛历程中，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懈的努力，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一批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丰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也为我党继续进行理论创新准备了条件。其中展现出来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和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群众观念，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作者张宏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