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国两制”方式统一祖国的伟大构想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又一重要成果。这一成果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反映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两代中共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努力。
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思想理论渊源是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产生的，决定了这一方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政治制度乃至两种社会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和平共存的先例，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决某些特定的历史课题创造了条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就曾经出现过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日民主政权和大后方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党独裁政权并存的局面，其间虽然历经曲折，但这种两种政治制度并存的局面一直保持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实现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中央人民政府也曾根据西藏独特的历史、地理因素和民族、宗教传统，允许西藏地方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原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待其人民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时再行民主改革。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国家内并存两种社会制度的局面。以上所举的两个事例，虽然在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要解决的历史任务方面都与今天有很大不同，但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看来冰炭不可同器的两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是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按某种形式并存于一国之中的。
50年代中后期，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毛泽东在1958年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可以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蒋介石“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接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周恩来在六十年代初期将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和原则归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①以上这些方针和政策，已经初步展现出了中共领导人在不改变台湾现行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设想。同一时期，周恩来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一方面强调了我们总有一天要收回香港的主权，另一方面也指出：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②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我们党和政府在解决台湾、香港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设想中，充分考虑到了这些地方的现实情况，也考虑到了解决统一问题的方式与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关系。这些初步的设想和考虑，与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之间，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如果我们做一下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一国两制”方针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诸多理论成果之上的，而且是对这些理论成果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我个人认为，“一国两制”方针的思想理论渊源，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国两制”方针的理论思想渊源，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源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等项原因，“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③。因此，可以说这种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而导致的革命发展中的不平衡性，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的一条基本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确立几十年后的今天，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仍然没有完全消除。一方面，由于祖国领土尚未完全统一，祖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客观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包袱的沉重，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尚未完成，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种现状，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目前还不可能在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全中国范围内普遍均衡地建立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一国两制”，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现阶段统一祖国的必要和现实的选择。
第二，“一国两制”方针的策略思想渊源，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对这一理论的长期实践。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为了解决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完成当时的主要革命任务，曾多次建立过革命的统一战线。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一定条件下，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可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按一定的形式联合起来，结成利益的共同体。而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可以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因此，在中华民族面临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时刻，以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为目标，建立包括港、澳、台人民和广大爱国人士在内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实行“一国两制”，就是在新形势下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民族大团结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建立这个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是，这个统一战线必须由真正的爱国者所组成。其二是，这个统一战线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就如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建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④一样，在新的爱国统一战线中“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⑤，动摇了这一条，统一战线就必然会瓦解。台湾当局鼓吹的“一国两府”、“对等政治实体”等等，只能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并给外部敌对势力以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的可乘之机。
第三，“一国两制”方针的方法论基础，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来自于我党运用这一规律研究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历史实践。近代的中国，处在多种矛盾的焦点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成熟起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十分注意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解决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也可以说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又一次重要实践。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经指出：“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⑥。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一对矛盾，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二者是可以按某种方式共存在一个统一体内的。实行“一国两制”，就是在现阶段实现二者在一个国家内共存的一种适当方式。但这种共存是有条件的、相对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一国两制”的历史使命也终将会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在全世界胜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个发展过程将是相当漫长的。只要客观条件还没有发生改变，“一国两制”这个“统一体”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因此，从哲学角度来看，以“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也是符合辩证法原理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肯定一个事实，就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长期探索中提出的必然结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⑦。
二、“一国两制”方针符合当今世界的时代要求和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一个新的突破
世界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实际情况都已发生极大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就实现祖国统一问题提出一份新的答卷。邓小平根据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战略构想，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树立了一个成功范例。这一构想一方面科学总结和继承了我党历史上关于和平统一问题的许多经验和设想，一方面又根据新的情况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和突破，使之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深远的意义，进而从实现祖国统一的单项政策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战略中的一个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导致这一飞跃的根本原因，是当今时代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以下三点重大变化：
第一，时代的特征发生了重大改变，“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在当今时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固有的各种基本矛盾仍然存在，但它们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获得了一个较快的经济发展阶段，现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仍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社会主义国家在获得重大发展之后，逐步暴露出了一些内部体制上的缺陷和弊端，纷纷开始探索新的适合自身条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完成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之后，也在积极探索各自的发展道路，以改变自身的贫困落后状态，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发展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首要任务。这种发展经济的强烈要求，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得以经济、技术竞争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当前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手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将在相互交流又相互斗争中长期共存下去，直至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超过并战胜资本主义。
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正在快步走向世界。我党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实行对外开放，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大大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极大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同时也大大加强了我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增加了对外经济交流在我国经济发展因素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使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相互连接的窗口、桥梁和缓冲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三，香港、台湾等地区已经发展成为相对比较发达的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区，经济生活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在冷战时期，香港、台湾等地区借助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发展了自身的经济。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这些地区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转型的有利时机，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实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龙头、以出口加工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进入了新兴工业化地区的所谓“四小龙”的行列。当前，这些地区已经面临着经济转型的课题，迫切需要寻找发展经济的新支撑点。祖国大陆的丰富资源，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也包括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的举国一致的对港、澳、台地区的经济支持，将为这些地区经济的再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依托。
以上三个方面的变化，使得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解决，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用何种方式统一祖国的问题，还是如何使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相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实现统一的问题，进而成为一个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市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一问题处理得好坏，不仅影响港、澳、台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而且会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独特难题而提出来的。这一构想通过肯定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在社会制度上的“两个方面不变”⑧，兼顾了中国的国情与港、澳、台地区的区情，进而也兼顾了“统一”和“发展”两个方面的需要。实行这一方针，符合全体中国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也有利于在大陆和港、澳、台各经济区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互利、互补关系，更顺应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从而既解决了国家统一问题，也为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种经济上的互利、互补关系，是保证“一国两制”方针获得成功的客观经济基础。
邓小平指出：“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⑨“一国两制”方针的实现，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也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全面胜利。因此，这一方针的历史作用和未来走向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协调一致的。正如邓小平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所指出的：香港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政策“也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⑩。这就充分表明了“一国两制”方针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三步走”发展战略之间有着相互对应的关系。到下世纪中叶，中国将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一国两制”的方针还要不要坚持下去呢？关键在于形成这一方针的客观历史条件是不是发生了改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五十年后的具体情况是我们现在无法预知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只要“一国两制”方针仍然符合那时的客观实际情况，仍然符合包括港、澳、台地区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那么，这一方针就不应该也不会改变。
“一国两制”方针的产生和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过程，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运动轨迹。贯穿这一历史轨迹的思想精髓，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里借用邓小平的一句话作为文章的结尾：“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11）。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①转引自《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311页。
②《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354－35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页。
④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333页。
⑤⑦⑧⑨⑩（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218、217、103、102－103、101页。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9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