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肩负的历史使命。实现这一使命要求我们要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着充分的国内实践基础和国际实践对比。近期西方国家出现的一些政治现象，就为我们提供了十分生动的对照标本。
西方国家一直标榜其民主制度，将其视为人类民主制度发展的顶峰和终点，认为世界历史将在此“终结”。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社会总是以自身制度为标准来衡量、评判、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然而，在过去的2016年中，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乱象丛生、黯然失色，引发西方社会一片哗然。先是英国脱欧公投意外通过，使得数十年来一直向前发展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重大曲折；接着是美国大选中，打着民粹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旗号竞选的特朗普成功当选，颠覆了美国主流社会多年来已经定型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念，震撼了美国政界和知识精英，撕裂了美国社会；再其后是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加强中央政府管制能力的改革努力付之东流。这些看似孤立但实际紧密相联的所谓“黑天鹅”事件，不能不引发世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再认识。西方政治怎么了？西方社会怎么了？西方公认的政治和社会准则还存不存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光环”是否已经破灭？这一切都使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们感到震惊和困惑，使所有西方政治制度万灵论的“传教士”们方寸大乱、不知所措。而实际上，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这一切的出现并不奇怪。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绝不可能千篇一律，更不应该简化为一种形式。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脱离经济基础的、一成不变而又完美无缺的民主制度。从原始公社的部落民主，到城邦国家的公民民主，再到近代的代议制民主；从贵族民主，到限制投票权的部分民主，再到一人一票的普遍民主，民主形式和范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西方国家现行的民主制度也是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在人民群众和社会进步力量的不断斗争中演变而来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普遍实现了一人一票的普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民主制度就此定型，发展到顶点，而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二战后，西方国家民主制度运行得较为顺畅，这是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获得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分不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旧有世界秩序，也催生了一大批新兴科学技术，这就为资本主义世界调整内部矛盾创造了条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也从各个方面对这种调整施加了压力和影响。这使得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民生得到较大改善，社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趋于稳定。这种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稳定，是西方民主制度得以确立并平稳运行的前提。一旦这一前提受到动摇，民主制度本身必然受到冲击和破坏。西方历史上就发生过这种事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中，德国法西斯势力利用社会动荡攫取政权就是最有典型意义的一例。当年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号称是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却不能阻止纳粹党假民主形式夺权上台，充分证明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局限性。近年来，美国无视中东国家内部宗教、教派、民族、部族、阶级、阶层之间的复杂矛盾，武力向其输出西式民主，不但未能在这些国家建立起稳定的国家制度，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导致内乱频生、生灵涂炭，无一成功的范例。固然，有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内外环境等因素，采用并相对稳定地运行了西式民主制度，但凡属完全照搬西方民主形式的国家，都因严重的内部掣肘而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迟缓。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任何民主制度的成功运行都需要相应的经济社会基础。经济不振、社会分化，政治就可能产生混乱。以此来看待当前西方的民主乱象，就不难理解其产生的原因了。
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其“双刃剑”效应也日益凸显，全球治理体系日益跟不上世界形势的发展。一方面，资本的趋利本性，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西方资本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产业外移，导致了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当经济处于上行期时，这些矛盾尚不突出，一旦处于下行期阶段，矛盾就会凸显出来。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乘势而起，走向发展壮大，开始摆脱西方的控制；另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发展停滞、内乱频生，大批移民、难民涌向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激化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这一切表明，经济全球化作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已经日益脱离了西方国家的主观意愿和控制能力。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间的固有矛盾再次突出出来。这种局面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社会阶层的演变分化，“极化”现象上升，社会共识下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长期处于深度调整期，西方国家社会矛盾不断积累，逆全球化浪潮兴起，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保守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各种思潮纷纷抬头，出现了多年未见的严重社会分裂，西方民主政治的运行遭遇到困难。各阶层民众纷纷寻求变化而又莫衷一是，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已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和分歧。这种矛盾日积月累，相互激荡，日益汇聚成一股巨大的能量，一旦越过临界点，就会使看似平静的水面突然变成决堤的洪水汹涌而下。2016年的西方民主乱象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这再一次证明，在社会环境变化剧烈、社会矛盾相对复杂的情况下，西方民主制度是会失灵的，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制度的失序。
西方民主制度是单一的票决民主，把一人一票的公民投票视为最高的民主形式。这相对于按财产、身份限制投票权的民主形式来说，应该是一个进步。但是，这种看似最直接、最彻底的民主，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两个弱点。第一是规则制定上为零和博弈、赢者通吃，一票之差，结果可能迥然各异。因此，这种民主形式不利于促进社会共识，而易于扩大社会分歧，在社会环境平稳、议题争议不大时尚能有效运转，在社会矛盾加剧、观点分歧严重时就可能导致政党恶斗、政治空转，甚至引发民族、宗教冲突和社会动荡。第二是制度建立在每一个投票者都是理性人的假设之上。而实际上由于利益上的分歧和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性，孤立的个体选民很难客观全面把握事实、冷静正确行使权利，这就为政客和利益集团操纵舆论、煽动民意、欺骗公众留下了空间，使资本的力量得以通过控制媒体来操弄政治。进入信息时代后，无序的网络空间、海量的信息轰炸，不但未解决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反而又使社会进入了一种真假难辨、泥沙俱下的“后真相”时代，将民粹主义的能量充分放大。这两大弱点助长了西方民主政治中不负责任的政策贿选和不计后果的短期行为，甚至导致极端主义势力上台，最终损害的是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证明，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除因其阶级性质产生的局限性外，就其形式而言，也绝不是人类民主的最终形式，更不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灵丹妙药。相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弱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有着自身的优越性。不同类型协商民主的广泛应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通过一级一级人民代表的选举行使自身的民主权利，这是一种民主形式。同时，通过党领导各方面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多种形式的民主协商，充分开展讨论，深入交换意见，达成社会共识，这也是一种民主形式。在协商达成广泛一致的基础上进行投票，让两种民主形式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成为更加全面、更具实质意义的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在这种新型民主制度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一种有效的民主形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民主本来意义的一种复归，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己及人、和而不同思想在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种体现。民主的本意就是要集中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通过充分协商达成最大多数人的广泛共识，本应就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类最早的原始民主形式，就离不开部落成员或者长老之间的相互协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结构日益复杂，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代议制民主逐步成为民主的主要形式，人类早期的那种协商议事习惯逐渐被淡忘。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为最大限度团结动员人民大众起来共同奋斗，采用了多种民主形式，其中就包括协商民主的形式，进而建立起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就是成功运用选举和协商两种民主形式的范例。新中国成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最重要形式，这是中国对世界民主制度发展的一大贡献。
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寻求意见的最大公约数，弥补票决民主难以弥合多数与少数之间意见分歧的不足，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规避非理性因素影响下的仓促决策和短期行为，从而有利于推进实质意义上的民主。观察中国的民主制度，不能只看到投票表决时的高票通过，更要看到投票表决前的反复协商、充分酝酿。相对于西方国家那种通过一次性公投、以简单多数决定国家长远大计的民主而言，这种民主更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更能体现最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猛而平稳的经济社会发展，除得益于其他方面的制度优势外，包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提供的政治保障，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处在民族复兴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要应对各种复杂的困难和挑战、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通过协商民主凝聚社会共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十世纪晚期，西方一些人士也意识到单一票决民主的缺陷，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概念，这是民主理念上的一个进步。然而，西方的这种协商民主理论，仍是建立在公民个人理性基础之上的，缺少全社会共同目标的引导。因此，这种协商民主是很难实行的，更难以扩大到国家制度的层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资产阶级民主有着本质的不同，是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和出发点的。正因为如此，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中，能够率先实行协商民主，并把协商民主真正引入了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由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相适应的，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共同目标的。这种本质性的规定，确立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特殊条件和优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并成功运转，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领导人民确立的共同奋斗目标。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协商；没有共同目标，也不可能通过协商集中整合各方面的意见，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今天，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参政意识日益高涨，协商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将更为突出，成为党领导人民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从不否认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进步意义，也从来承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需要学习吸收西方民主形式的一切成熟做法和经验。但是包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的。我们要对这个制度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充满自信。
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具有中国的特色，同时具有世界价值，不仅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在达成社会共识方面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在全球治理方面也有借鉴作用。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当今世界，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建立全人类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需要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而各国人民间的平等协商是真正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唯一出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成功实践中展现出的中国智慧，将为人类未来的发展和繁荣贡献新的思路。
（作者：张宏志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